随着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什么是历史小说的话题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譬如说《三国演义》固然应当算是历史小说，但也有人把《杨家将》一类基本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作品，或者把鲁迅的《故事新编》那样的讽喻式的短篇也归入历史小说列，就更别说近两年出现的那些标榜“重构历史”的所谓“新历史小说”了。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别是所持的哲学、历史观念不同，因此甚至连展开对话恐怕也有困难。当然，其实也不必着急，大可以继续各自实践，让读者和时间来进行验证。 不过，身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就我本人而言，却是必须有自己遵循的准则。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哪怕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观愿望。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也许有人觉得这种“带着镣铐的跳舞”未免过于自讨苦吃。殊不知这正是弥补生活体验欠缺的最好办法。而且，只要善于挖掘和挪展，它较之向壁虚构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就拿我写的《白门柳》为例，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姻缘际会、冒襄和董小宛的爱情纠葛，固然绝大部分都于史有征；就连黄宗羲在第一部中的赴京赶考，以及落第后拒绝周延儒的招聘，还有在第二部中他弟弟以选贡先生他得中等看似平常的情节，也并非凭空虚构。如果说，这些都给读者以如临其境的鲜活之感的话，恰恰就得力于“尽可能忠实”这么一种笨办法。 当然，强调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如果理解为仅仅是指的忠实地、形象地再现历史的事件和人物，那还是远远不够的。读者每每反映，一些历史文学作品的艺术容量不大，余味不多，我想，这同作者把描写仅仅局限于某一事件或人物本身，恐怕不无关系。事实上，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学作品，与以记录和解释进程为目的的教科书相比，与以普及历史知识为任务的通俗读物相比，应当具备大得多的容量，为读者提供远较事件（或人物）的运动过程丰富得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中，那些貌似琐细、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么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属于主体——花朵，而基本的历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撑作用的架子。只有经过作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敏锐的思想触角加以筛选和探究过的社会生活诸形态，才是扶持着花朵使之仪态万方的绿叶繁枝。这是作者显示其思想素养和艺术创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面。也是使作品显得内涵丰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如果承认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的话，其实就是向我们的作者提出一个要求：不但要注意历史事件本身的表现，尤其要注意事件以外的历史生活的表现；不仅要写某一历史事件档案中记载了的东西，同时也要写某一历史事件档案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得广一些，笔势放得开一些，举凡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烹饪、科技、教育、法制、灾异等等，都应当视为使我们的作品的“枝叶”变得丰满繁茂的重要材料，并把他们充分调动起来为我们的创作服务。当然，不应当误解这是在主张实行知识展览和材料拼凑。问题的实质始终是：能否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会生活诸形态中，发现具有美学价值的那种“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写人人笔下所无”，并使之有机地糅合在艺术的总体描写之中。而这，却是任何历史材料都无法现成提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