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95年的中篇小说，脑子里萦绕回旋、挥之不去的竟是一句广告用语：“你想知道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变得何等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了吗？你想知道别人在你身边如何以你难以想象的方式生活着吗？请看1995年的中篇小说。” 在1995年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豪华的亚而培美发厅的座椅上，爱妮正为今后能否继续有能力支付每周一次的美容美发开支而愁肠百转（唐颖：《红颜》，《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 凄清的医院病房内，垂危的下岗女工金妹则焦灼地期待着厂领导带来她魂牵梦绕的有关工厂状况的信息（李肇正：《女工》，《清明》1995年第4期）； 研究所里，一群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受制于一个政治、生活双料流氓，感叹着“小人不可得罪”（袁一强：《小人不可得罪》，《北京文学》1995年第3期）；旅游海滩上， 打捞遇难游客尸体的老顺也办起了专营公司（关仁山：《落魂天》，《北京文学》1995年第6期）；年关前后， 厂长书记们为订货会、工人工资、医药费报销、开后门忙得焦头烂额（谈歌：《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 乡长李德林则装了一肚子公家的、个人的难事：小流域治理、救灾扶贫、升迁调动、家庭亲戚关系， 忙忙乱乱却也热热乎乎（何申：《年前年后》， 《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 在这个经济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面对如此纷繁多姿的社会生活现象，作家们正因其价值取向、感情倾向的差异而表现出丰富多采的创作个性。 悼念与挖掘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中国当代作家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农村的变化。而且从一开始，这目光就有欢欣与忧虑的区别。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极为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同富裕的物质生活一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作家们的心态更是一言难尽，于是便出现了谭文峰与许谋清的对立。他们两人一个悼念已经陷落在经济与利益之中的乡村；一个努力地为在乡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城市挖掘着文化精神。他们不约而同地遭遇法律，一个幻想着法律以自身的尊严战胜经济与利益的猖獗；一个在良知与宗族感情的夹击中进退维谷。这就是《走过乡村》（《山西文学》1995年第8期）与《丰富一个城市的名字》（《北京文学》1995 年第5期）所显示的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沇河岸边的景象是那样美丽灿烂，沇河的女儿倪豆豆是那样健康纯洁，十七岁的倪豆豆躺在艳阳灿烂鲜花怒放的河岸边，简直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赏心悦目。然而这幅图画被倪土改粗暴地践踏蹂躏了。谭文峰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的叙述，其寓义是十分明显的。在他眼中，倪豆豆就是自然乡村的象征。而那个强暴了自然乡村的倪土改，不管他眼下有着多少眩目的称号：村支书、经理、人大代表，他依然是昔日那个偷盗女人花裤衩的流氓犯和投机倒把分子。 如果说倪土改对倪豆豆的强暴使他愤怒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们对倪土改的宽容乃至纵容则令他感到几近无话可说的悲哀。父亲与哥哥们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把女儿、妹妹的身心创伤弃之不顾，甚至为因祸得“福”窃窃私喜。上级领导也不愿意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面旗帜倒下。村里人更怕企业经理吃官司影响了村子的经济收益。于是上上下下一片“私了”之声。所有有关的人都从女孩的痛苦中获得了收益，女孩所受的伤害已无人在意。经济利益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公理与正义。一心要让倪土改受到法律制裁的倪豆豆再度被强暴，这一次强暴是金钱借助她父兄的手来进行的。这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健康、自然的乡村，它已经被金钱与利益污染因而变得陌生。 不能说许谋清没有看到金钱的腐蚀力量，只不过他更愿意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现象。而且他认为，“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发展缓慢关键还是无法挣开昨天，乡村观念乡土意识还牢固地抓住我们”。他的家乡晋江，原来是土里刨食的农业县，不过十数年，今天，工业已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多。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一种摆脱了乡村观念乡土意识的新的文化精神的萌生创造了物质经济条件。在他看来，柯子江利用别人的资金别人的厂子别人的技术办厂就是一种智慧、一个宝藏，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尽管他还必须面对施许两姓的路门纠纷、为族中犯了销脏罪的人讲情这些纯属宗族观念范畴之内的问题，但在他看来，这已经是历史遗留的尾巴，它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瓦解，直至彻底消亡。 从谭文峰和许谋清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对立，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把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形象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无韵的韵事 实际上，精神破碎、文化失范的现象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作家。不过，更多的作家似乎采取了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他们可能并不喜欢眼前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但又无可奈何地认为，这一切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你都得顺应它、接受它，否则不仅你的灵魂无处安放，就连你的肉体也无法生存。于是，在李洱的《缝隙》（《人民文学》1995年第10期）我们看到，教授孙良和他们那些曾经被自己和大众视为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他们不但陷入物质的贫困，而且也陷入了精神的匮乏。他们不再有任何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格。除了把妻子吃剩的骨头煮一口汤喝，在猪舌头和性饥渴的幻想里对物质诱惑采取麻木态度外，惟一的用场就是为满足妻子的虚荣心去扮演一个朗诵诗的角色，甚至连这一角色最终也没能演成。不要说妄想与赌徒、歌星相比，他们的人生状态其实已远不如市场上的二流保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