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个世纪相交的纽结点，九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它不仅标志着本世纪的即将终结，还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开端。中国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社会进入了一个巨变、动荡的时期，经济发展迅速，观念嬗变急遽，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发生动摇，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待建立。作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重要反映形式之一的小说因而呈现出转型期的特有形态。九十年代的小说与八十年代相比具有许多相异之处。热闹、喧哗、异彩纷呈、群情激奋的八十年代小说，在这个十年的最后阶段走入困境，跌入低谷。相对沉寂的九十年代开始后，价值观念的迷乱乃至缺席，给小说的价值选择带来了混乱，迷惘、困惑情绪弥散于小说之中。八十年代小说明亮、清新的叙事格调为灰暗、沉闷的氛围所取代。小说主潮也不再如八十年代那么清晰可辨。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股小说思潮——新写实主义因作家的纷纷易帜、读者的渐渐冷落而几近烟消云散后，小说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个人操作时代，创作的个体性特征更加突出。因而，与小说思潮更替清晰、阵容相对划一的八十年代相比，无主流、无中心、多元多样化是九十年代小说思潮的一大特征。 九十年代小说在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时期，沉稳地、缓慢地向前发展，走出了低谷，也走出了八十年代对西方小说的亦步亦趋式的模仿，进入了整合状态。虽然至今尚未出现具有强大的思想力度和摄人心魄的审美魅力，对历史、现实具有深刻穿透力的作品，但九十年代最初几年的小说发展也还是为我们呈现了一定的希望。 一 八十年代中后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的先锋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已显出衰落之相，九十年代则进入疲软阶段。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商业文化的兴起，给先锋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不再是读者的宠儿，而成为昨日黄花，过早地凋谢了。先锋小说偏重于形式的探索，靠技巧的出奇制胜和形而上的玄思吸引读者，维系自身的生存。放逐精神维度、回避现实层面，这是先锋小说衰落的内在原因。曾几何时，我们为马原的叙述怪圈所迷惑，为格非的故事迷宫所陶醉，为孙甘露、吕新的梦呓式语言所激动，而对其精神支架的空缺则视若不见。然而，技艺的练达只能辉煌一时，在精神荒漠上建构小说大厦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长期的精神缺席，不但使小说的花样翻新失去了原初的吸引力，而且也使技巧探索本身因频繁更替而渐至日暮途穷。 先锋小说的转型体现了先锋创作群体企图摆脱危机的努力。他们从形式迷宫中突围，向故事靠拢，进入历史领域和现实领域，在作品中注入精神制剂，以自身的人生感悟构筑小说根基。故事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重新受到先锋作家的青睐，浮出语言的地表，写一个漂漂亮亮的故事成为他们创作的口号之一。在叙述的精致、语言的诗意化等方面，转型后的一些小说保留了原有的神韵，除去了晦涩之处，小说的情节链光滑可触。先锋长篇小说的纷纷登台，被视为先锋小说的再次振兴，给人们带来了一点震动。 北村的创作转型在先锋作家中无疑具有代表性，北村因其叙述形式实验的怪异与坚定，被誉为“探索形式主义策略最极端的实验者”。他在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以九二年为界明显形成转型。转型后的小说只有《极地》还保留着前期的创作特色。小说时间被切成碎块，故事的线性发展因而被切断。重新进行组装后的小说，只留下了依稀可辨的故事痕迹。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重复叙述，卡夫卡式的荒诞色彩，表面清晰、内质缭乱的结构把故事引入扑朔迷离之境，使人们难以跨越这一雾障到达故事的底部。我们在《陈守存冗长的一天》、《披甲者说》、《聒噪者说》等小说中多次领略到北村的这种叙事风格。后期的其它作品则在叙述方式上有较大变化，基本保持故事的线性进展，不随意切割时空，刻意于经营故事的编撰。更明显的是小说在精神层面的追求跃然纸上，作者以过去从事形式探索的激情大声疾呼神性的复归，前期作品中对“神格”的执迷、对“终极目的”的追寻在后期小说中成为作者繁衍小说叙事的酵母，使小说浸染着浓烈的宗教氛围。作者舍弃表层形式的追逐而致力于深层精神的重构。然而作家的重构精神价值的努力是否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北村前期作品中遮蔽在叙事技巧后面、呈雾化状态的观念化倾向在九十年代又得到了发展，成为硬性固形物，这就是基督精神的生搬硬套。在倍受赞誉的《施洗的河》中，我们看到作者把刘浪的孤癖、冷漠、凶残写得惊心动魄，把他的沉沦、焦虑、恐惧、绝望写得入木三分，然而人物的被拯救则显得虚幻恍惚。在《孙权的故事》、《张生的婚姻》等小说中，我们多次感觉到沉沦——拯救模式的结局的缥缈。神性的缺席使刘浪、孙权们丧失了人性，成为凶残的暴徒，使张生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基督的光辉使他们幡然悔改，皈依我主，天空和心灵中的乌云顿散，世界呈一片澄明之境。这种突转无论如何都显得勉强，作者的绝对化思考生硬地展露出来。大段大段的《圣经》原文引用代替了作者自身的直面生存的思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文学精神的深度重建以生硬搬用《圣经》原文的方式呈现，这应该说是文学的悲哀，是我们时代作家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的体现。北村是真诚的，他企盼着神性的复归，企盼着给人类带来福音，但真诚并不是从事文学的唯一条件。倒是他的“神性丧失——死亡”模式小说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最后的艺术家》、《伤逝》、《消逝的人类》等小说，描述了神性的丧失给我们带来的末日图景，超尘、孔丘、杜林或者在对神明的企盼中绝望地自杀，或者在丧失灵魂后的沉沦中虽生犹死。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企盼灵魂得到拯救，对当下生活情境发生着警示作用。这后一类小说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实更为接近，在现实存在的难度上挖掘精神深度，而不是将宗教教条生硬嫁接在生存层面上，在生存层面作出自己独特的思考才是北村小说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