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青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兴起始于1978年夏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其时，上山下乡运动尚未正式落下帷幕，对这段特定历史的近距离观照，决定了初期知青文学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取向在于展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坎坷命运。从叶辛的《蹉跎岁月》到甘铁生的《聚会》，无不着力于揭示知青命运的悲剧性。即使是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这类具有理想主义光彩的篇章，也只是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的挣扎和奋斗，是悲壮的青春颂歌。这时期知青文学作者注目的焦点常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得以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作为这一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1〕。因此， 知青文学在其初始阶段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通，甚至不妨说是它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痕文学”因最初的一篇知青文学《伤痕》而得名绝非偶然。 80年代中期，知青文学创作突破“插队的故事”的封闭性框架，也不再拘囿于对“文革”左倾路线的政治性批判而进入深化阶段。作为知青形象的参照，知青文学的审美视野中纳入了更多非知青的人和事，从而能以较为广阔的人生画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知青自身形象的历史位置。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家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人类现象来把握，使知青文学具有了超越题材的意义。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写知青王一生的人生两大追求：“吃”和“下棋”，展示了知识、文化与精神追求的被压抑乃至扼杀，也表现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顽强生命力。小说的意旨已大大超越了知青的生存现实，作者本人也声称“我是写人生，不是写知青”。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的谢平，作为上山下乡运动最坚决的鼓动者和实行者，在十四年经历坎坷的知青生涯中，“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巨大困惑一直伴随着他。作者是通过对人生哲理的思索、探究来表现一代知青的悲剧。围绕着对人的命运的探索、思考，知青文学在走向深化。 80年代后期，知青文学在震撼了无数当年的知青和非知青的心灵之后步入低谷，鲜有引人注目之作。 进入90年代，知青文学创作又逐渐掀起高潮。这次潮头由三股创作潮流构成，并在取材角度、主题意蕴、情感倾向、表现形式诸方面均有异于这之前的知青文学作品。 二 90年代知青文学的创作潮流之一是纪实作品大量出现。许多当年的知青拿起笔为自己知青生涯中感受最深的人生片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各地结集出版并引起较大反响的实录文本有《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辉煌的青春梦》、《青春无悔》、《知青档案》、《红土地白月亮》、《红土热血》、《苦难与风流》等。这些主要由非作家的知青写下的生活实录文本记载了当年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以往的知青文学的典型化真实相比，这些“并非虚构的故事”拒绝想象和艺术加工，舍弃了慷慨激昂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判断，淡化了片面的理想化色彩，也不刻意追求深层的文化意蕴，只是直陈式的叙事，赤裸裸地展示了原生态的真实，有着一种毛茸茸的生活实感，仍然可以让读者体味出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政治形态对人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命运列车》〔2〕中， 杜九生对知青生活的感受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罩定了他。他从室徒四壁、绝粮断炊的插队点逃回家，得到的不是家庭的接济和安慰，而是居委会让他进“学习班”反省的勒令。父母是现管的“反革命”，为了避免去给父母当陪斗，他借了朋友的户口去卖血以筹集逃跑的路费，“血，是我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又逼它倒流出来。”即便有了卖血钱，连夜逃回千里之外的插队点的归程也历尽了艰辛。作者历久而弥新的往事回忆和人生体验，分明透视出时代的荒谬、知青生活的艰难困苦，让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知青纪实文学没有精心谋划的结构，也不以花样翻新的表现手法去出奇制胜，语言的运用更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却以青春经历、人生体验的纪实赢得了读者。究其原因，《知青档案》的编者所作的分析言之成理：“人们已愈来愈厌弃那些空洞的说教，虚假的故事，轻浮的玄虚。唯真实——历史的真实，人事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方才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知青纪实文学正是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体现了实在，多调，有味的特色。”〔3〕 三 《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梦》、《热血冷泪》之类力求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全景扫描或大视野观照的长篇纪实作品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知青文学的第二股创作潮流。这些全景式作品与知青纪实文学在摒弃虚构、崇尚纪实方面有共同特征，但又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知青梦》的作者邓贤称：“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的同龄人对待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4〕事实上， 邓贤的感情倾向和价值判断在作品中是异常明确的，但他道出了全景式知青文学的追求：着力于“上山下乡”运动历史过程的真实再现。上述三作不约而同地将取景镜头对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特别是导致全国知青大返城的云南知青罢工狂潮，以此作为展现一代中国知青生活的切入点。这些作品，不同于以往的知青文学及知青纪实文学的是围绕上山下乡运动发展经过所作的历史钩沉。诸如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北京五十五个中学生以理想主义者的狂热自愿赴云南农场的前前后后；曾震惊全国的残害知青事件的前因后果；云南知青大罢工的源起及经过；王震召见罢工知青进京请愿代表的情景……这些本人均当过多年知青的作者以文学手法所作的历史钩沉，常常在场景描绘、事件记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浓的感情色彩，与一般知青纪实文学通常的冷静观照态度存在着明显差异。 邓贤们在展示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过程时，也融入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性思考。《中国知青梦》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历史性演变中，揭示出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大革命中知识贬值知识分子受歧视的社会思潮同步。“上山下乡”不是这之前广为宣传的广阔天地可以让知识青年大显身手，更不是这之后的科技兴农传播现代文明；而是让知识分子在准文盲甚至文盲面前莫名其妙地带有原罪感，用农民意识去教化、同化知识青年，把有知识者改造成无知者。思想基础的严重错位导致了文化退化的历史荒诞。于是就有了农场方面对知青理直气壮的宣言：“文盲咋啦？文盲还不是照样领导你们。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就是要把肚子里的歪歪墨水吐干净……”〔5〕这场延续了十年，“国家花了三百亿， 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6〕的上山下乡运动最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从思想认识到政策上来了个急转弯，迅速画上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句号。对于这一切，邓贤从民心向背、社会态势及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形势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思想解放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剖析，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