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军旅诗群的崛起及其演变——崛起于朝鲜战场的军旅诗人——公刘、白桦和西南边疆军旅诗群——李瑛的丰硕创作和跨时代影响——周涛和新时期青年军旅诗群 一、当代军旅诗群的崛起及其演变 中国当代军旅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组成部分。它是以战争、军旅生活和军人情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样式。它在审美内容上的别具一格也带来了它在审美风格上区别于非军旅诗的某些特质。虽然人们是在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自成一格局以后才将军旅诗从当代新诗中划分出来加以特别的规范和观照，但它作为一种独异题材的诗歌类别，却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诗经》（如《出车》、《破斧》等）、《楚辞》如《国殇》等）、两汉乐府（如《十五从军行》、《战城南》等），一直到唐（边塞）诗、宋（抗战）词等等，或写战乱之苦，或言报国之志，或抒杀敌豪情，或唱猛士大风。它沉郁顿挫，豪迈苍凉，慷慨多气，壮怀激烈，无不闪烁着人道的光辉，震响着英雄的呼喊。作为一个遥远宏大的背景或积淀，古代军旅诗歌丰富的精神和艺术上的宝贵遗产，毫无疑问都或多或少地浸淫和滋养了当代军旅诗歌的孕育和成长。 当然，在切近的意义上说，当代军旅诗首先是现代军旅诗的合理延伸与发展。比如早期红军的歌谣，抗日战争时期艾青、田间、柯仲平等人“炸弹和旗帜”般的“鼓点式”的短章短句，解放战争时期毕革飞的快板诗，张志民、李季、阮章竞等民歌体的叙事诗等等，都是现代军旅诗的萌芽或代表之作。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动荡，由于军队整体文化素质的低下，由于服务于战争、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工农兵的文艺观念的需求，以及诸如此类种种因素的制约，所以，从严格的诗学角度看，现代军旅诗的发育还是远不够成熟和完备的，至少它在现代新诗的整体格局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和太多骄人的成就。指出这一点并不能否定它在当代的连续性，甚至恰恰相反，它不仅在运用新诗的形式表现战争和军人等方面为当代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更在处理艺术与政治（战争）的关系等方面，为当代军旅诗的发展路线作了一个潜在的规定与导引。共和国成立以后军旅诗最初的繁荣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迅速崛起和两个几乎同时崛起的诗群是密不可分的。当时，这两个诗群一南一北遥相唱和，就像两个璀璨的星座，一下子就燃亮了新中国诗歌的星空。同时，这两个诗群一婉约一激昂，又像两把不同的琵琶，分别弹奏着“战歌”和“颂歌”，非常巧合地为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当代新诗的整体格局作出了一次暗示和概括。所谓“战歌”就是来自东北抗美援朝战场上一群青年军旅诗人的带着炮弹的呼啸和燃烧的空气的战斗呐喊。这一批诗人首先是战士，他们都是从战场走上诗坛的，未央、张永枚、柯原、韩笑、胡昭等基本上都是以反映朝鲜战争题材的诗作而在五十年代初一举成名。他们当时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斗争经历，年轻而高涨的革命激情，都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诗当成战斗的旗帜和武器，从观念、内容到形式，基本上承袭了现代的战时军旅诗的传统，多为简明上口的鼓点般的短章，及时抒发了广大农村战士朴实炽烈的爱国情感。这批诗作的被广泛传唱，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成功，还莫如说是感情宣泄和政治鼓动巧妙结合的胜利。这一个诗群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既是战争军旅诗向和平军旅诗的过渡，也是军旅诗从一种比较单一的农民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向着更加丰富开放的现代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过渡。 所谓“颂歌”，则是发自遥远的西南边陲。它的歌手是一批差不多与前者同时崛起的以公刘、白桦等为代表的青年军旅诗人。在公刘、白桦们的笔下，战争题材虽然仍旧占有一定比重，但更新鲜、更动人、更有魅力的旋律却是对和平的歌唱。也许不能说他们的诗学观念比前者有多么显见的区别或进步，但热带雨林的奇异风光、边疆民族的独特风情和美丽传说，以及开始脱离残酷的战争环境以后获得的相对宁静与宽松的学习条件，〔1〕等等，都使他们较之于前者， 在发现自己的抒情个性方面，在探索诗歌的艺术规律方面，拥有了更多的得天独厚的机遇和幸运。共同而特定地域的生活内容、自然景观和民间文化，使得他们有意无意地趋同一种新的诗美品格的追求。他们用豪迈、热烈而奇丽、清新的诗风，将战士心灵的揭示和边民情感的表现相融合，将民族风情与时代风云相交汇，为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吹奏起了一支又一支动听而优美的叶笛。由于政治和生活环境变迁的种种原因，他们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诗歌流派，但却毫无疑问地将现代军旅诗歌的艺术水准作了一次推进和提升，不仅开启了当代军旅诗歌发展的重要方向（“颂歌”），而且还启示性地提供了某一种抒情范式。 真正使当代军旅诗歌艺术臻于成熟和规范，并使之产生广泛而久远的影响的还是李瑛。尽管李瑛也是从炮火硝烟中走来，早期也一直在战争题材领域中辛勤耕耘，但由于他气质、个性等等因素的制约，他的声音始终被另外一些更为尖锐、强悍和激烈的“战歌”所淹没。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算得是脱颖而出。这时候，他将自己主要的抒情形象明确定位为和平时期的战士，通过大量平凡生活（站岗、巡逻、潜伏、行军等）中不平凡的发现，来表现一种近于神圣的责任感、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在这里，他细腻的艺术感受力和丰厚的诗歌素养也得到了理想的结合与发挥，使他有可能将公刘开创的那种从具象描述到哲理升华的构思与表达方式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完善与发展，从而以一大批短诗，建构起了一种优美而又刚健，雄奇而又委婉，精致、单纯、严格、和谐而又主旨明确的个人风格，一种稳定而又特征鲜明的“李瑛模式”。一方面，是这种“风格”的艺术品位在当时适应并导引了中国军队这支农民的武装力量取得胜利以后开始提高与变化了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是它所传达健康明朗的思想感情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比较趋于一致，把艺术和政治的均衡关系处理到了一种极致；再一方面，则是它的易懂、易学和易于把握的艺术方式。三者合一，使“李瑛模式”很快地风靡一时，不仅基本上将战时军旅诗那种粗糙、直露的诗歌形式（枪杆诗、快板诗）取而代之，而且逐渐成为了和平时期军旅诗歌的主导形态。从五六十年代之交到七十年代末，这种模式深刻影响当代军旅诗坛长达20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