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讲述了沦陷区散文发展的基本脉络，描述了沦陷区散文的面貌，分析了沦陷区散文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和成因，指出了沦陷区散文对历史的承继和在现实中图生存求发展的处境，并对散文文体的研究进行了一点尝试。 关键词 散文 沦陷区 沉潜 散文家的散文 诗人的散文 1 学术界有沦陷区文学曾经历过“沉寂调整期、复苏建设期、中兴期、衰落期”几个阶段之说〔1〕。进一步考察则发现， 在沦陷区文学的调整、复苏以至中兴中，散文创作几乎是起了“先锋”的作用，这个现象颇值得注意。 首先沦陷的东北地区，在其保持民族文学（文化）血脉的最初努力中，曾有过“杂文”的短暂兴起。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沦陷初期，日伪文化统治尚未严密，‘五四’、左联新文学的余波还在东北文坛激荡，国土沦丧的现实又使作家郁积的悲愤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充满批判、战斗激情，长于议论的杂文被许多东北作家启用，其中不乏笔锋犀利之作”〔2〕。1931 年底《哈尔滨公报》发表的《老裴语》系列杂文（作者裴馨园）即其中的代表作。以后随着日伪文化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杂文锋芒虽有所收敛，但作者仍委婉而又明确地表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同时，也表露了在“言与不言”间选择的艰难与困惑（季疯：《言与不言》）。这意味着，沦陷区散文创作（以及整个沦陷区文学）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昂以后，将进入一个生命与话语的“沉潜”时期。 复苏的最初“消息”是由有着更深厚的文学传统的北平文坛首先传出的。1938年上半年创刊于五四之后的北平《晨报副刊》率先复刊，与《新民报》副刊《天地明朗》、《沙漠画报》等一起同时推出了最初一批散文小品，尽管多半是水准以下的不成熟的作品，却毕竟开了个头。于是，这一年的年底，终于有了大型文艺刊物《朔风》的创刊。编者开宗明义宣称本刊“以小品文为主”，因此，评论者普遍认为，《朔风》是战前（三十年代）《人间世》或《宇宙风》的继续〔3〕； 但编者却郑重声明“不提倡幽默”〔4〕，因为无论客观时代条件， 还是作家主观心态，均无从（不能）幽默，就只能趋向“严肃”，主编者却又特意点明这“过分的严肃，也可以说是含有一种不得已的苦衷”〔5〕。 而评论家则注意到，“这个小刊物的执笔人都是沉寂中的作者”，其中坚力量除周作人、沈启无、毕树棠、傅芸子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外，也还有麦静、南星等青年作者。这样一批“沉寂中的作者”，以“严肃”的心境与态度，以“水平比较严整”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一种散文创作的新的风貌与趋向，评论者当时即指出，《朔风》不但“填上了空白的一页，把过去的光荣的历史衔接起来”，而且“也开拓了未来的道路”〔6〕，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其后数年华北散文创作的格局。 于是又有了1939年的收获。4月初春时节， 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师生自动募捐，出版了“纯文艺集刊”《文苑》（后得到校方资助，作为校刊出版，改名《辅仁文苑》）；编者在《编辑后记》里宣称：“我们不曾抱有办杂志，甚或以这为营利的妄念，事实上，就不愿它成为一件公开推销的庸俗刊物。仅只是珍贵的友情结成的纯晶，是爱好文学同人们写作实习相互批评的园地，除了本身纪念的意义外，更没有什么副作用”。怀抱着纯正的文学（文化）理想主义，标榜超商业（物质）的纯精神性，这正是“校园文学（文化）”的特征。同一年，燕京大学先后出版了《篱树》半月刊、《枫岛》文艺周刊、《燕京文学》半月刊，北京大学文学院则创办了诗文专刊《诗与散文》，10月，汇文中学的师生也创办了《覆瓿》文艺月刊。吴兴华、南星（林栖）、林榕、张秀亚（亚蓝）、毕基初、李道静（麦静）、秦佩珩等一大批青年诗人、散文家在他们自己开垦的文艺沃土中脱颖而出，这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北京校园出现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等“京派”青年作家群之后，又一次校园创作群体的勃起，与稍后出现于大后方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穆旦、郑敏、袁可嘉等）遥相呼应，此后校园文学曾有过长时期的停滞，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才重又复兴。1939年的北方文坛正因为有了这生机勃勃的“开端”，才于这一年下半年推出了被史家们称为“华北沦陷区文坛最重要的刊物”《中国文艺》〔7〕， 它一开始即以“高级的纯文艺杂志”为号召，内容相当庞杂，甚至包括了艺术、绘画、电影等在内，但编者却特别着意于随笔小品的倡导，曾在2 卷2期中专门刊发“散文专号”，组织了“国内随笔”、“国外随笔”、“书简”、“散记小品”四个特辑，近三十篇文章，表现了相当的胆识与眼光，一时蔚为大观。《中国文艺》还经常发表散文译作，这在相对冷寂的沦陷区翻译界中是颇引人注目的，对推动散文创作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文艺》的作者队伍广泛而具实力，有“华北文艺人的宝库”之称〔8〕，不仅有周作人、沈启无、张我军、澜沧子、 芸苏、纪果庵、俞平伯、傅芸子等中年作者（他们大都为“既成作家”）为其基本队伍，前述“新进”青年作者（及柳雨生、侯北子、狂梦、雷妍、闻青等人）也因在《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文艺》包容了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上述两大作家群分别受到了周作人与何其芳的影响，着力于“随笔”与“诗化散文”（当时称为“田园风味”的散文〔8〕）两种不同的散文体式的创作试验，但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沉潜于人生与艺术上又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当时就有人把这两类散文都通称为“个人为中心”的散文〔9〕。 以《中国文艺》为中心的上述散文作家这一创作倾向也曾引起过不满与反拨的努力。1940年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丁谛的《重振散文》（载上海《新文艺》月刊1卷1期）、萧人的《由〈重振杂文〉说起》（载《辅仁文苑》第5辑）、林慧文的《现代散文的道路》（载《中国文艺》3卷4 期），不约而同地批评“个人为中心”的随笔，田园风味小品的个人主义与唯美主义“范围未免太狭隘”〔10〕，脱离了“时代”与“大众”，并呼吁时代感与现实感更强的“杂文”与“通讯”（报告文学）的“重振”与“随笔”、“小品”题材的扩大〔11〕。1941年《吾友》杂志增辟“杂文”版面，杂文家吴楼因此而预言：“我们将又看见这样的战士——他举起了投枪”〔12〕。但实践的结果，却使他的这一预见落空。批评家在总结这一年的杂文创作时，尖锐地指出，《吾友》上的杂文最后都成为“社会的随感”，“正失掉它战士的态度”了。吴楼本人的杂文，虽竭力保持杂文的“批判”性，但也只能指向文坛与社会上的某些不良倾向，很难说有多少“战斗锋芒”。正像批评家所说，“杂文的不易发展，乃是这时代中必然的结果，因为‘战士’是最难做的，‘但他举起了投枪’就更难了”〔13〕。“通讯”（报告文学）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所期待的及时反映时代大问题的“报告”亦未出现，所能产生的仍然是反映社会、人生一角的“社会通讯”。而另一方面，“以个人为中心”的随笔小品至少在1940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发展。批评家仍作出这样的估价：“事变后北方文艺界的主潮是散文，散文随笔的成功是在其它体式之上的”〔14〕，而且影响所及，当时的小说创作也出现了“散文化”，“随笔化”的倾向〔15〕。这种情况到了1941年才开始发生变化：批评家楚天阔在年底所写的《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第一次宣布，在考察本年度的文艺实绩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小说创作”〔16〕（同一位作者在1939年所写的年度总结文章里曾明确指出：“小说今年也有人写。论到牠的成就远不如散文”〔17〕；1940 年的回忆中则说：“这一年北方的小说，真叫人羞愧万分”〔18〕），1942年小说创作更进入了“求普遍发展”的“兴盛”时期〔19〕，到了1943年，批评家发现“散文的成绩，今年最为贫乏”〔20〕：北平以随笔、小品为中心的散文创作就这样完成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它同时也尽到了（完成了）自己的“开路先锋”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