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今的历史高度，全面地审视历史的《新月》，澄清对“新月派”的模糊认识，揭看“新月”的真正之光，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对“新月派”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于贯彻和落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以繁荣我们的学术园地，具有积极意义。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如果说新月社与《晨报诗镌》、《晨报剧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诗刊》之间关系本来就已十二分的复杂；那么，在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当中，经过研究者的七解八说的创造发挥，它们的关系不仅未能被理清，甚至更加复杂了起来。 其实，“新月派”之所以得名根本与新月社毫无关系，而且“新月派”之所谓“历史”也根本不应从新月社算起。应该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所谓“新月派”这个概念完全是得名于《新月》刊，且所指的就是主持《新月》杂志的一伙。而真正意义上的“新月派”成员，除了在《新月》上曾列名为“编辑者”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胡适、余上沅和邵洵美（浩文）之外，根据梁实秋等人的确认，还有刘英士和张禹九（嘉铸）二人。至于在《新月》上曾发表过文章，甚至还堪称其长期作者的沈从文、陈西滢、凌叔华，顾仲彝、李惟建、欧阳予倩、陈楚淮、冰心、彭基相、王造时、陈梦家、方玮德、何家槐、储安平、林徽音、方令孺、卞之琳、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巴金、庐隐、陈铨、丁西林、王鲁彦、曹葆华、臧克家、李广田、冯沅君和陆侃如等，则实际上都只是向《新月》投稿的作者而已，而决不应作为“新月派”看待。 非但如此，依据对《新月》的全面考察，笔者还认为：在以往的“新月派”研究当中，且不论其他方面的问题，单只把“新月派”仅仅定格和定性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事实证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新月派”不光是一个极具“功利”性的文学流派（而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且它还同时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流派”。所以，如果要揭看“新月”的真光，则除了文学的视角之外，我们还必须同时借助于“思想”的视角，即必须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历史背景来同时审视“新月派”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并以此来判断其功过是非。 如前所述，早在“新月派”崛起之初其发言人徐志摩就已宣布：虽然“新月派”的几个成员当时除了《新月》月刊以外并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也没有另外“什么结合”；但是他们当时的“理想”却非但有着诸多“一致”，而且其首要的“共同”和“一致”就在于他们都“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也就是说，“新月派”早在其崛起之初，就尤为关注“思想”问题。 毫无疑问，单凭徐志摩的这种声明，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证明“新月派”当初的焦点关怀的确就集中于思想领域；而且即使能够证明这点，我们也依然不能确切地知道“新月派”所关注的思想问题究竟包括了哪些方面，并究竟提出和具体回答了哪些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全面地了解“新月派”当时所关注、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科学的评价；我们首先就必须对“新月派”所办的《新月》杂志进行历史地全面审视，并对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加以系统的爬梳整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历史背景，并注意结合与其他各派文艺或政治思想的比较来衡量“新月派”和各种主张，来判断“新月派”的功过是非。不然的话，我们对“新月派”的认识和评价就难免会有片面之嫌，甚至会发生严重失误。 如所周知，从1928年3月创刊到1933年6月终刊，“新月派”所办的《新月》杂志总共只刊行了43期。这43期《新月》杂志既是“新月派”历史之写照，也是“新月派”主要之业绩。而纵观《新月派》的全部历史，读罢全部的《新月》杂志，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现代中国，面对着政局的风云变幻，面对着社会的动荡不安，面对着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面对着共产党的四处暴动，面对着混乱不堪的文坛，面对着花样翻新的文学，虽然“新月派”的几个成员的确是如其自己所说，他们是既“不会使用传声喇叭”，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而仅仅“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1〕但在血火交织的特殊年代，在文学和政治思想两大领域，“新月派”基于其“学贯中西”的文化背景，并基于其“书生”的“傻气”和良知，他们不但曾借诸《新月》相当顽强地表现了自己，并因而受到了左、右双方的沉重的打击，而且他们在上述领域还分别留下了独特的光痕，并历史地占有着一席之地。 二 现在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作为一种纯文学期刊，虽然“新月派”所办的《新月》仅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并接着就变成了综合性刊物；但即使成了综合性刊物且编辑者也发生了多次的变化，高度地关心和重视文学，密切地关注着文学的发展，则不但始终是《新月》的特色，而且其提倡的文学主张也始终没有原则的变化，并且还坚持了一贯的原则。也就是说，从《新月》创刊到《新月》终刊，在5 年又3个月的岁月当中，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新月派”所坚持的文学原则始终都是既突出地强调文学的“纯正”（即突出地强调文学本体的审美特征），又主张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既主张和肯定文学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并正视文学影响人生的价值功能，又反对文学直接地充当现实政治的宣传“工具”，反对以“主义”来强奸文学，并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既主张文学描写和表现固定、永恒和普遍的人性，并借以实现其“永久”的价值，又反对文学表现和展示人性中那些也“固定”、“永恒”和“普遍存在”的可怕的侧面。非但如此，举凡任何的文学思想或文学现象，只要其违反了这些原则，则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就必然会遭到“新月派”的反对，并必然会成为其批判的对象。而与此同时，“新月派”之所以如此去做，既不是为了在蒋介石集团公开地背叛革命以后能够“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以充当其“诤友”、“清客”或“走狗”、“帮凶”，也不单单是为了“妄图扼杀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借以向蒋介石献媚邀功：而完全是为了文学的“健康”，并同时是为了坚持和维护文学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