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国内通俗小说及其它通俗文化，对高雅小说发展所构成的日益沉重的压力，迫使人们对小说的雅俗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思考。鉴于目前学术界对高雅小说或通俗小说的概念、历史、现状及功能，往往进行单独描述、评价或作纯理论分析的研究状况，我以为只有结合小说史，并将雅俗小说置于同一文学史背景下共同考察，以进一步弄清现代雅俗小说的关系结构、生成与发展机制及其对之后小说艺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才能更合理地对当时雅俗小说的发展分别作出较为准确客观的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另外，如果我们把某一时期的小说史看作是雅俗小说共同发展相互作用而成的具有完整结构的统一体，那么描述与分析该时期雅俗小说的关系结构，对于揭示这段小说史的完整风貌与深层意义也显得非常必要。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雅俗关系视角对五四时期小说首先进行考察。 一 一般而论，现代形态的文学可分为高雅文学、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三种形式。在五四时期，因民间文学形式的小说几乎不复存在，整个小说格局主要便由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构成。所谓高雅小说，一般是指专业文人的创作，文化品位相对较高，其读者对象往往是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或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尽管这些小说普遍采用白话这种相当接近大众的语言，但其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却与大众相去甚远，主要为新式上层知识分子所乐于欣赏。所谓通俗小说，虽然常常是专业人员的创作，但一般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良好教育的文化水平居于中下层次的城市公众服务，不过，有时也作为上层文人消遣的阅读对象。在五四，这主要是指刊于《礼拜六》、《小说画报》、《侦探世界》及《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等通俗性杂志与报纸，或以单行本形式发行的主要面向市民阶层消闲的通俗性小说。〔1〕过去， 有的文学史把这些作品全都囊括于广义的“鸳鸯蝴蝶派”名下，这种做法并不十分科学。且不说“鸳蝴派”本身只是一个约定俗成意味的较为含混的习惯性概念，〔2〕无助于科学分析， 也不说有部分通俗小说如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小说等很难归入“鸳蝴派”，单说把五四时期所有通俗小说都划为一个流派之中，这本身就容易造成文学史意识的某种偏向：即容易将它作为一个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高雅文学系统中的子系统相对应的结构层次考察，而不是把它视作为整个雅文学系统相对应、并与之处于五四小说史同一结构层次的复杂小说现象而剖析，因而实际上忽略了五四现代雅俗小说并存格局及其关系结构的文学史意义和内容。其实，五四时期的通俗小说与清末民初狭义“鸳蝴派”小说有较明显的分野，具有独特的文化内容与艺术形式。它以蔡东藩、程小青、不肖生与张恨水为主要代表，其作品普遍向市民大众一般的文化水准认同，大多具有曲折有趣的情节故事，采用浅显易懂的白话语言和章回体小说文体形式，比起五四之前以徐枕亚、李定夷、包天笑、周瘦鹃为主要代表的狭义“鸳蝴派”小说“醉心于香艳的四六骈丽和古雅史汉笔法”〔3〕的艺术形式，无疑更为通俗，更受市民大众的青睐。它实际上属于现代社会学所称谓的“大众文化”这一现代通俗文化范畴。〔4〕五四时期，江浙沪及津京地区城市的工商业化进程发展较快，已初具分工生产、讲求效率和产品的标准化、市场化等“大量生产”的现代城市社会性质，并造就了一批具有个性因素却又心理孤独的“人数极多但彼此或多或少无甚差异的集合体或‘大众’”〔5〕。 他们的文化需求通过当时较为发达的新闻报纸、通俗书刊等大众传媒的反馈和传送而得以实现，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在当时，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与传统俗文化那种与农业文明时代生活方式相联的性质不同，它既有现代城市文明的个性与民主因素，又有与市民生活习惯相一致的文化保守倾向，滞留了相当多的传统道德文化意识，且还具有消闲性、时尚性和从众趋向。五四通俗小说介于新旧之间的思想艺术风貌，标谤娱乐消遣的创作宗旨，追随流行时尚和大众口味的创作倾向正反映了这种大众文化特色。与先前的旧小说不同，它是严格意义的现代通俗小说。 二 小说史的意义在结构中生成。五四雅俗小说并存的关系结构是五四小说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过去，也有人把五四小说的雅俗关系理解为新旧文学在小说领域的表现，所以容易将两者视作无甚关联的独立体。显然，这种说法混淆了上文所说的五四通俗小说与清末民初旧小说在文化内涵与品格等方面的区别。这也是过去常把通俗小说拒于现代小说史门槛之外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将雅俗小说的各方面加以比较，就更能看出两者决非新旧之别所能涵括，而是存在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现象外部形态与本文表层形式诸方面。从作品的创作者与接受者角度看，五四高雅小说作者和读者呈现出学院化的先锋性，他们染风气之先，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基本上是大学中的教师、学生或刚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因当时社会动荡、统治集团旗帜更替频繁，文禁相对松弛，所以他们所依附的学院事实上又成为以自由思想、艺术独立和个性表现相标谤的文化探索和艺术实验的基地，既明显脱离世俗社会及其大众文化，又远离政治化和商业化运作。这一学院化特征决定了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强烈探索性意味的文化先锋。五四通俗小说作者则大多是沦落的洋场才子，身染传统士大夫习气，却又耳濡目染新式文明。在入仕无门之后，为图生存，只得在大众社会中以笔谋生。或为报界中人，或为书局杂志编辑，或为专以卖稿为生的撰写者及职业作家。几乎所有通俗小说家如程小青、张恨水、不肖生、包天笑等都做过以上工作。他们不但亲身混迹于大众生活之中，深知大众文化品味，而且直接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主动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无疑，这些读者大众又是一个庞大的世俗性文化消费群体，他们在工作之余寻求娱乐、追随时尚，以调节畸形城市生活中的精神空虚、弥补单调而紧张的工作模式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总之，大众化的世俗性是五四通俗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共同特征。从作品的传播载体角度看，五四高雅小说杂志具有独立性与审美化倾向。象《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改组后）、《新潮》、《创造》的季刊、月刊和周报、《莽原》、《浅草》、《沉钟》等杂志，基本上由一批文化先锋或艺术探索者直接发起或改革、并参与编辑的独立性刊物，一般不直接接受政治与商业团体的直接操纵，也不为大众流行时尚所左右，具有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和特立独行的办刊目标。〔6〕所以，围绕这些刊物， 其骨干成员几乎就是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由此形成了五四高雅小说多样化追求和独创性风格为特征的社团林立、流派纷呈的局面。五四通俗小说报刊杂志大多由文化商人创办发行，一般依附于书局及其它出版部门，并被视为一种“摇钱树”，如中华图书馆的《礼拜六》、世界书局的《快活》、《红杂志》、大东书局的《紫兰花片》等。为扩大影响和发行量，这些杂志主动迎合数量最为庞大的大众读者的趣味和书刊市场的需求，在封面设计、装帧印刷、小说插图及约稿编稿等方面无不花样翻新、别开生面。有的杂志，如《游戏世界》、《快活》等在刊物宣言中即公开标谤“排闷消愁”、追求“快活”；也有的杂志如《小说大观》等，千方百计寻求时装美人照片作为插图；还有的杂志则搞文字游戏，推出“集锦小说”、“一行小说”、“悬赏小说”等奇异栏目，以招徕“顾客”。可见，五四通俗小说杂志具有商业性和娱乐化倾向，表现出明显的取悦读者的意识和经济目标。这也决定了这些小说匮乏审美的独立性及艺术的独创性与个性化风格，以致这个庞大的通俗小说创作群体长期以来常被视为单一的文学流派而存在。从作品的题材与主题取向看，五四高雅小说具有真实性、独创性和发展性特征，集中于人生问题探索、个性意识张扬、社会改造与民族独立意识的倡导等领域，始终与时代社会的前进及人的精神发展相联系。由于这些作家富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和创造精神，所以，即使写同一题材或主题也决不类型化，却颇能显示独创性的新颖感与多元化探索意识。如同是描写个性解放及婚恋问题，鲁迅的《伤逝》揭示了个性追求与人道主义的冲突，并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主题相结合；郭沫若的《残春》则反映个性主题与道德局限的冲突，展示了个性发展与道德要求的深层矛盾，两者迥然相异却辉映成趣，各有独到的发现。五四通俗小说以虚幻的形式泄导和补偿机械工作和单调生活中的市民大众的精神欲望，其题材集中于人类心理最感兴趣、最好奇的言情、武侠、侦探、社会黑幕、滑稽、历史英雄故事等领域。当时，上述每一题材几乎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李涵秋的《广陵潮》、程瞻庐的《茶寮小史》、蔡东藩的《历史通俗演义》等。这些小说题材不一，但往往又呈现出类型化、流行性、秘闻性与刺激性特点。如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糅合了清末民初湖南地方的乡野奇谈、宗族械斗、帮派火併等秘闻轶事，虚构了侠客、术士、技击与法术的江湖勾当，演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又趣味横生的火爆场面，以致这种“武戏”成为流行时尚，追摹仿制者层出不穷。沈雁冰曾回顾说：“自《江湖奇侠传》以下，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7〕这种创作的批量生产与复制现象构成了五四通俗小说的又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