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以其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主人公悲欢离合的感情纠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作品风靡大陆。她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读者对优秀通俗文学的普遍渴求。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情爱观、婚姻观上表现出了对女性自立自强的呼唤。亦舒、梁凤仪更是抨击和揭露了工商社会对情爱生活的异化和摧残。她们的作品，在内容上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作者主体情致的诚挚介入，掩盖了作品的纰漏。当然，与纯文学作家相比，她们的作品在社会的深刻性和现实性方面所表现出的肤浅，却也是公认的事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快节律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生代阅读群体。该群体以市民群众和知识青年为核心，文化水准参差不齐，而且为数不少者还徘徊在“贫困线”上下。故此对于纯文学坊间生产的“阳春白雪”之作，对于“社会小说”、“问题小说”炒出的“轰动性效应”，感到陌生和迷惑，因为这类作品节奏太慢，哲理太深，境界太高，书卷味太重；因为种种的“效应”与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渴求实用普及、明白晓畅、妙趣横生之作，特别是能满足猎奇探隐欲的作品。他们企望，在剧烈的竞争之余，手捧一卷或浏览数页，能获得若干启迪和良知，倾斜的心扉能注入些许温馨和慰藉。 他们的需求，也造就了吸纳能力超强的文化新市场，而且日见兴旺发达。面对现实，单一性的传统文学观念出现危机，终于被多元化所取代，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命题，理直气壮地涌进了研究生课堂。面对市场，一批有见地的作家推出了首批通俗文学作品，其中有情爱、侦探、科幻、武打、功夫、匪警、黑幕、轶事、传奇、演义等式样各异的小说或纪实篇什，内容庞杂，名目繁多，史所罕见。琼瑶、亦舒的通俗情爱小说和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被引进，并大行其道于大陆。可以说，她们的通俗文学“三重奏”，对于大陆的通俗文学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琼瑶1963年登上台湾文坛，30年来创作言情小说40余部，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50余部。她的成名作《窗外》再版40多次，其余长中篇也往往十数次重版。代表作有《烟雨濛濛》、《几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彩霞满天》、《浪花》、《剪剪风》等。她的作品在报上连载，读者的信函雪片般飞到作者手中，有人询问故事的结局；有人为不幸的女主人公求情下话，请求她慈悲为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人恳谈身世遭遇，倾诉胸中块垒，祈求指点迷津。可见她深受阅读公众的信赖和爱戴，她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 亦舒1962年崛起于香港文坛，潜心创作情爱小说，已出版作品70余部，代表作有《玫瑰的故事》、《燕妮的爱》、《喜宝》、《朝花夕拾》等。 香港著名的三作家之一的梁凤仪， 1989 年才开始写小说， 至1992年竟推出小说25部，散文23部，作品在国内的印行量已近于7 位数，因之有“梁旋风”之称。代表作有《花魁劫》、《醉红尘》、《豪门惊梦》、《九重恩怨》、《花帜》等。二位誉满香江，名扬大陆自不待言。 三女士惨淡经营，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是拼搏精神、才气和机遇。 琼瑶的学业和婚姻都相当不幸，她靠顽强的拼搏精神，克服自身创作情绪的低劣状态，冲破自传体式的禁锢，突入大千世界，开辟概括人生的自由天地。她往往在完成写作大纲之后，即闭门谢客，自囚于写字楼中奋笔疾书，昼夜颠倒、废寝忘食，近于“玩命”。 亦舒任职于港府文化部门，平日忙于公务，只有工余和节假日方能动笔。梁凤仪系香港商界中人，事务洽谈、公关应酬千头万绪，成就文学大业靠的是“见缝插针”的顽强拼搏精神。 台港文学“三杰”，堪称超级“才女”，她们都是快手奇才。琼瑶完成一个中长篇，只需两周至一月，亦舒和梁凤仪平均每月一部有余。梁氏1991年获大面积丰收，竟推出小说11部，散文4集。 简直是文思泉涌，串联故事、结构谋篇可说顷刻达成。她们也是名副其实的“能工巧匠”。平常的质料到手，却能谱写成精美绝伦的华彩乐章。人们都记得《彩霞满天》中的“甘蔗汁情结”，那是乔书培讲述他的爱情演义时一语提及的平常事物，琼瑶却能以其生花妙笔，写成托物喻情、情满意浓的艺术细节，不仅对殷采芹的心理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还纲领全文，成为开合扬抑的“扣子”。梁凤仪在她的财经小说系列中，熔影视分镜头剧本、现代散文诗和杂文笔法为一炉，推出一种精巧别致的“叙述策略”，这就是围绕中心情节和悬念铺成，不间断地嵌入插笔，或引申事态，抒发感慨；或就事明理，批点品评；或控告世俗，漫话炎凉。行文的粤语表述风范老辣而娴熟，既将该方言悠扬舒缓的格调和盘推出，又融入有表现力的“国语”短句、街坊俚语和财经术语，使之疏密相间，贴近生活而又带有行业的风味。 台港“三杰”的文学宏运，的确与机遇息息相关。先看琼瑶和亦舒，究其创作思想，分明从属于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中性文学范畴。小康者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方向和道路的抉择起决定性作用。其一，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对峙中，在现代主义和乡土现实主义文学的角逐中采取兼容并包的立场，既拒绝“横植论”的文学主张，也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实践持保留态度，坚持从融注和兼美的实用主义方面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二，在进步文学与冷战文学的针锋相对斗争中保持中立，努力拓展“无害”文学和“有益”文学的生存空间，力争在两条对立阵线当中的缓冲地带安身立命。其三，对现实中的矛盾冲突采取中庸态度，将审美中心转向中产阶级中的中间人物，减削悲剧效应，造成一种以温情软调为主旋律的作品。其四，扬弃纯文学接受对象学的偏执观念，改为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和家庭妇女为阅读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