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举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存有的遗憾，那么作为著名文学家文化人的林语堂长期受到贬斥和遗弃恐怕是其中最为显目的。其实，林语堂八十多年的生活遭遇和创作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林语堂早年曾接受长时间的教会学校教育；林语堂是唯一一位长期用英文进行文学文化创造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林语堂在美国生活长达三十多年而晚年却携家带子回归台湾省；林语堂既是一个散文大家又是著名长篇小说家，他一生仅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林语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自信者，他说，“我有雄心让小说留传后世”；〔1〕林语堂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京华烟云》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而，长期以来大陆人们对林语堂却知之不多，不要说视林语堂为反动文人那些年月，就是今天也是如此。一般人对林语堂十分隔膜，知识阶层甚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恐怕也少有人读全林语堂的长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件历史憾事！可喜的是，自八十年代已有人注意探讨林语堂，尤其近几年随着林语堂散文在社会上的升温，对他的研究学术界也出现一个小小的热潮。本文拟对近年来林语堂研究进行述评，既展示对比以往研究的突破成果，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尤其将近几年林语堂研究放在与鲁迅等其他作家研究的比照中，用文化的眼光来审度和观照。 一、90年代前林语堂研究回思 林语堂研究自始至终构成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如同起伏叠连的群山，有高有低，忽现忽隐。纵而观之，90年前林语堂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1.滥觞期。这里指林语堂自二十年代创作始到四十年代回国考察这一段时间对他的评价。这一时期一方面肯定林语堂的为人与创作成就，另一面否定批驳林语堂的局限性和消极意义。比较典型的评价者是胡风、郁达夫、鲁迅和郭沫若。总起来说这一时期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感性直觉式评断，缺乏理性逻辑推论；二是阶级性成为评价者最重要的标尺，显示其单一性；三是使林语堂研究出现一个热点，产生较大的轰动效果；四是对林语堂否定倾向占主流，压倒对林语堂的赞誉方面。可以说，自本时期始，林语堂的形象被定格，成为反面形象的一个典型，尤其是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给以后学术界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2.沉寂期。这是指1936年林语堂出国，尤指林语堂1944年再度离开大陆以后到1979年三十多年的时间林语堂研究情况。这段时间，很少有人研究林语堂，似乎他在大陆销声匿迹了，包括他的作品在大陆也未印行，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林语堂也只是被偶尔提及，并且被说成一个反面人物。尤其对几十年林语堂在国外巨大的创作成就，更是鲜为人知，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奇异现象。 3.复苏发展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突破一样，林语堂研究出现新的景观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时，林语堂研究的论文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局面延续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突破禁区，寻求林语堂的积极价值意义；二是注重发掘勾沉林语堂的资料；三是多微观研究，对林语堂的某部作品，某个问题进行探究。而此时期被关注的热点是“论语派”、“幽默”以及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等问题。在这十年时间里，用力最勤，研究成果最丰，成就最著的是万平近与施建伟。万平近注重林语堂的生活道路和作品的评析，尤其是《林语堂论》是林语堂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诸多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施建伟的兴趣点在考察林语堂的幽默，他撰写了多篇探讨林语堂幽默的文章。当然，本时期还出现一些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眼界比较开阔的文章，如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和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但对比本时期的大量文章，这又显得鹤立鸡群。当然，上面这两篇文章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对林语堂的分析还不能说真正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如万平近认为，“林语堂的知识涵养中包容了乡土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在林语堂身上溶合在一起，……使他产生种种矛盾和困惑。”〔2〕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不过， “乡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恐怕就不好分，更何况这三种文化并非林语堂所独有，鲁迅等很多现代作家都离不开中西文化（当然包括乡土文化）的复杂影响，显然，从文化角度考察林语堂的独特性更有价值。当然，对比同时期的许多文章，万平近和陈平原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和《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意义还是深远的。 综而观之，1990年前的林语堂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一是研究队伍的单薄和松散。这既表现在注意研究林语堂的人数不多；也表现在全心关注林语堂的人更少；还表现在林语堂研究者整体理论素养的欠弱，这就使得林语堂研究多年没有质的突破，仍停留在一个相当低弱的层面上。倘若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队伍相比，林语堂的研究队伍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二是政治视角成为影响林语堂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主要障碍。比如万平近的《林语堂论》一书中心标尺即是用“阶级的观点”研究林语堂，他认为，“林语堂毕竟走进中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房间里成为反动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3〕因此， 万平近非常简单化地认为，“林语堂在文学翻译上是能手，而在文学创作上却未能写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4〕再比如，许多研究者探讨“论语派”、“幽默”，也难以避开“政治视点”的硬性制约，都是在预定林语堂思想的保守，落后基础上肯定其艺术风格上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