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的小说《苍天在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力作。这部作品使我联想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里的一段名言：“不管出版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如果里面没有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如果里面不写出我们今天需要的人物来，它在今天就不会有任何影响。”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关注现实，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素材，而是为了投入现实，在现实中思索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发现并创造出时代和群众所需要的人物形象。《苍天在上》对当今国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对反腐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作了深刻的揭示，作者追索腐朽势力如此猖獗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从总体上把握现实，并且通过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创造了当代的英雄人物形象。 一 只要不回避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近年来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确实相当严重。《苍天在上》所揭露的腐败现象就是怵目惊心的。田副省长家族把国家重点投资的企业万方公司当成了私人的“小金库”，小说中一些人为田副省长的“大公子”带回一个非法同居的俄罗斯女子竟送上那些动辄十几万、数十万的“礼”，而他们也因此而上了当“省交银集团驻香港总代理”、“什么开发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大公子”田卫明居然可以从万方公司挪用1400万元钱到俄罗斯去做生意，而田副省长本人又可以从万方公司攫取近200万元拿去买股票赚钱。 这种巧取豪夺使得国家投入巨资的万方公司长期不能正常动转，成了市里乃至省里的“老大难”企业。当他们拿着“批条”、带着“口谕”拿了钱以后，为了掩盖罪行，这位副省长又用手法从主管副市长手里拿走批条，逼得副市长自杀；同时“田大公子”带着一帮打手公然去查抄、绑架掌握着材料的反贪污局长，真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小说不是新闻报道，它当然不会停止在数字和现象的反映上。《苍天在上》所着力追索的是造成如此腐败的社会根源。为什么章台市的腐败如此猖獗却无法查处？在作者看来，田家的所作所为是有其牢固的社会基础的保护网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社会中依然存在势力强大的腐朽的宗法制宗族观念。宗法制度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在小说中这种双重功能得到了充分显示。田副省长一方面公然以上级领导的政治权势“指令”、“口谕”，另一方面其老家章台市林中县田姓的宗族乃至围绕着其宗族所形成的帮派体系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无形中把握着上上下下的权力。所以尽管他本人已到省里工作多年，但他的势力始终笼罩在章台人头上，至今要调动这些人，还得得到他的点头才行。他过去在章台住的房子，使用的办公室，都一直替他保留着，而他所建立的庞大关系网也仍然在左右着章台市的走向，保护着章台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抓住了这个总根，小说展示的许多现象都不难理解了：市委林书记为什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举一动都万分小心，生怕触动了那张关系网的游丝，田家二公子田卫东来章台，他竟然布置要用“副省级”的规格来接待；堂堂国家投资重点企业万方公司的总经理葛会元自从坐上“总经理”的位置上，一天也不能行使总经理的职权，就连撤换一个严重渎职的职员都得看别人的眼色，因为这个田姓职员来自田副省长的老家上八里村，他购进的劣质水泥又正是上八里村水泥厂的产品；万方公司的职员几乎一半都是来自田副省长的家乡田姓人；新来的代理市长黄江北想为梨树沟小学校修一修危房的主张和行动竟然会遭到那么大的刁难；而“田大公子”面临着审查和法律的追究，居然有恃无恐，毫不紧张，还洋洋得意地胡诌什么“阳光明媚着哩，小风儿飕飕着哩，形势大好着哩，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着哩！”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田姓派系的首脑省委常委田副省长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狡诈的手腕，他通常不出面，而是遥控指挥（在小说里他也始终未露面）。对章台发生的事情，他往往是站在原则的立场“批评”“章台的同志”。对万方公职员中有半数田姓人，他一再表示“很恼火”，对他的一幢小楼，他也不止一次派人传过话来“让章台的同志把这幢小楼分给更需要的同志住”，但“章台的同志”却一直替他留着，其实他在郊区还另外有一幢“带花园的小楼”。为了收买黄江北，对黄在章台所遭到的刁难，他甚至还假惺惺地表示“愤慨”和“同情”，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对要做的事亲自下“口喻”。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落在章台的干部手里。所以林书记和黄市长落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怪圈：一方面“他是副省长，没有确凿证据，谁敢组织人查？”另一方面，“你不组织人查，怎么能得到确凿的证据？” 对腐败现象的宗法制家族观的追索，是《苍天在上》的新贡献。新时期的“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中，出现过《祸起萧墙》、《新星》和《大上海沉没》等小说，这些作品都描写过封建专制帮派对改革的阻碍。《祸起萧墙》通过一位立志改革的地区电力管理局长推行改革惨遭失败的悲剧，让我们看到那个以封建家长的方式来“领导”工作的地委郭书记，是怎样肆无忌弹地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统治！他不容许任何冒犯！他用他的锄头经营着他的宝地，一切有碍于他的既得利益的，不管是外面扔进来的石头还是自己地里生长出来的杂草，都在被铲除之列！”《新星》里这种思想观念的主要体现者——古陵县委副书记顾荣孜孜以求的也就是在古陵的绝对权势，他所习惯和“受用”的也是下级对他个人的顺从和忠诚，谁冒犯了他的“威严”，不管有理没理，他都会用封建专制的那一套来打击谁，反对得越正确，他的打击就越沉重。《大上海沉没》也不把改革的阻力归咎于某一个或几个领导干部的阻挠，而是揭示这种政治力量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的心理基础。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方案之争，还在于改革力量与某种宗派利益体系的较量。这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封闭体系成为改革的主要负面，当其成员利益遭到触犯，它马上会作为一种极大的逆阻作出反应。《苍天在上》的新贡献，在于揭示出宗派利益派别观念的核心是宗法制的家族观念，并揭示了这种观念在当今社会的强大力量。上面提到的作品中所控诉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帮派利益体系，其思想基础和核心也正在这里，那些封建帮派体系其实也就是放大了的宗法制的家族，不过上述作品没有《苍天在上》剖析得如此明白和彻底。难怪万方总经理葛会元在哀叹自己因为“不姓田”就无法处理严重渎职、造成了公司三百七、八十万元损失的田姓职员时，要发出如此沉痛的诘问：“我们到底是在十六、七世纪还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到底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是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是在办一个最现代化的高技术企业，还是在折腾一个封建行会？就是解放前的青红帮，也没有这样护着同宗同姓同乡短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