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它作为一种创作形态，自古有之，但作为一种理论概括，它仅出现于欧洲19世纪30年代以后，而且各家的解释也并不一致。在中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概念的“舶来品”，一开始便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经过现代作家和理论家的不断探索，它才逐渐成熟和完善，逐渐汇成中国新文学的滚滚大潮。 一 新诗中的“人生派” 胡适及其他新诗开拓者们很少专门论及创作方法，但胡适在《寄沈尹默论诗》中说他“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不会做脱离实际的艳诗艳词。在《谈新诗》中，他多次提倡“写实的描画”，肯定“完全写实”的诗歌。在《尝试集》自序中，他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俞平伯也说过：文学家的唯一天职是“老老实实表现人生”，“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的人生的色彩上面”〔1〕， 诗人必须“传达人间的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使诗建设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2〕。从这些零星的论述来看，胡适、 俞平伯等新诗开拓者是主张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胡适的《尝试集》主要精神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了初期白话新诗的创作倾向。但这些诗歌在反映现实、表现人生方面毕竟太单调、太肤浅、太平庸了。文研会的诗人们正是从这里起步，把新诗的现实主义推向更加深入的境地。后来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说，早期新诗“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从《新青年》到文研会的诗歌创作的主要精神。以此为发端，中国新诗随后有一个长长的切入社会、面对人生的潮流的发展壮大过程。 文研会成立之后，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专刊《诗》于1922年1月在上海创刊。 它标志着从初期白话新诗衍化而来的写实主义的深化。《诗》虽只出版到第2卷第2号即告终止，但它对于初期新诗的写实运动的形成却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俞平伯等四位发起人外，在《诗》上发表作品的还有徐玉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周作人等。文研会以《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为阵地，聚集了一个风格相近、阵容强大的诗人群。创作方面，除在报刊发表诗作外，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刘延陵、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位诗人于1922年6 月出版了诗合集《雪朝》——这可说是文研会诗歌创作成果的综合。还出版了徐玉诺《将来之花园》，王统照《童心》，俞平伯《西还》，朱自清《踪迹》，徐雉《雉的心》等专集，使一度寂寞的诗坛一下显示出了活气和生机。 文研会诗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人生严肃和冷静的态度，提出“为人生”的诗歌价值观念，把新诗和为人生的意图联系起来，因此，文研会诗人一般被称为诗歌中的“人生派”。他们认为，“诗是人生底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上的表现”；“诗以人生做他底血肉，不是离去人生，而去批评，或描写人生的”〔3〕。 文研会诗人提倡的“为人生”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对现实人生的表现。认为“诗人的天职不在歌吟已往的死的故事，而在于歌吟现在的活的人生”〔4〕。 因而在文研会成立不久，即1921年6月30日， 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血和泪的文学》，首次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泪的文学，而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贵族文学。他要求作家必须直面泪涟涟、血淋淋的不幸人生和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正视“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关注“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也就是说，新文学当务之急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弊病，抨击社会罪恶和丑行，让读者在阅读之后，能“感到极深刻真切的景象而哭泣、而痛恨”。这篇文章的发表，惊动了文坛，也大大地充实了文研会“为人生”的思想内涵。 在表现人生与表现自我的关系上，他们大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朱自清在《文学的一个界说》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表现自己’实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第一义；所谓‘表现人生’，只是从另一方面说——表现人生，也只是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罢了。”这就是说，文学通过表现自我和个人来表现人生的，这就把表现人生与表现自我统一起来了。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他们强调的不是二者的分离，而是二者的统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人生而且是艺术，是“人生的艺术”，即叶圣陶所说的“必具二者方得为艺术”〔5〕。 文研会诗人还强调在“为人生”的前提下，提倡风格的“真率”和“质朴”，即诗歌作品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它应当是情绪与思想的自然流露。同时，他们还强调诗歌在表现人生情感的时候，要鲜明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特征，写出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 总之，文研会诗人把初期白话诗人已经注意到的诗和真实的人生相联系的思想提到了更加明确的程度，他们的创作实践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这种进步。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由悲天悯人的旁观审视改为直面现实人生的勇敢探索，由较肤浅的人生现象的反映到注重对生活本质进行概括与理性思考；诗人对未来的憧憬由朦胧变得更加清晰；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艺术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 “血与泪”的歌吟 真实、客观地表现现实人生，揭示生活的本质，是文研会诗歌的基本特色。文研会诗人大都饱尝了人生波折之苦，见到了现实的黑暗，对中国社会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痛切的感受，所以他们有很多诗篇是对血和泪的人生现实的真实反映。郭绍虞在《咒诅》中说：“咒诅的诗，咒诅的歌，咒诅的文学，怎能写得尽该咒诅的人生呢？”他们的诗笔就是直指“该咒诅的人生”，直捣这“人间的地狱”或“地狱的人间”，其笔锋所到，活画出“黑暗王国”的百态世相。叶绍钧的长诗《浏河战场》详细铺写浏河战场之后乡村残破、荒凉的景象，愤怒揭发了军阀的罪行，“我们如来到古国的废墟，/我们如来到寂寞的墓场，/摧残，颓唐，/枯槁，死亡，/我们在这里清楚地/认识了那四位魔王。 ”锋芒直指军阀魔王。郑振铎的一首抒情散文诗以一只“悲鸣之鸟”“勉振着唱哑了的歌声唱着”人世间的黑暗和悲惨，小孩被恶狼吞噬，穷人被富人绞死，百姓被军阀枪杀……。它唱得溪水哭泣，花瓣落地，飞蛾自尽，然而“墟墓似的人间”却依然“还是寂沉沉的”！“它悲叹现在的‘人’的血都冷了”，“悲叹现在寂沉的世间，连一个为自己的生命与权利与自由而奋斗的人也没有了。”（《悲鸣之鸟》）这样的感叹似乎过于悲观了，但它正是诗人“哀其不幸，哀至泣血；怒其不争，怒至裂耻”的激愤之情的深刻表现。在暴露黑暗、鞭笞现实方面，徐玉诺的歌调最为悲苦，这个“被生活逐到异地”的诗人，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描画着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的中原大地的残破、悲惨，倾诉着农村的哀歌、苦情。在他的故乡，“在除夕的大街上，/冷风刺刺地刮着踏碎的冰，/极冷清，/一个上年纪的乞丐，/只剩下一个空虚而且幻灭的破碗，/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杂诗》）；在他的故乡，“没有恐怖——没有哭声——/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踏得象束乱稻草一般/ 死在火焰中了。/只有热血的喷发，/喝血者之狂叫，/建筑的毁灭，/岩石的崩坏， /枪声，马声……/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碎裂着”（《火灾》）； 在他的故乡，“——近来的淌将（土匪）都变了性质，/ 他们认识他们的行为/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他们就要联络地主，/地主联络了军官。/他们都是同道者了”（《小诗》）。面对这样的故乡，诗人不能不感叹：“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夜声》）。这种“挽歌般的歌声”，较之“朦胧梦境之希望来得响亮多了”〔6〕。可以说，在当时的诗歌中， 如此逼真如此激愤地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