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诸神”中，施蛰存无疑算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了。就他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来看，他大抵是属于“新感觉”这一路的。在这里，我准备就施氏的创作实践中发掘出“本真生命意义”的内涵来，从而对整个中国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得见一斑。 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至少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不管其出发点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也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归宿必然是要道出人的生存的“生命意义”来。因此，虽然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广义的），众所周知，是在大量借鉴和对照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基础上繁衍起来的，但无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相悖，其根本性的主旨并没有脱离开中国社会历史和大文化本身的制约，它是在呼唤着将“人”从这种制约下解放出来，从而是要揭示出人的生存的本真意义来。从前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到后来《现代》阵地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以及其他现代主义者流派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实践看，大抵如是。 既如此，我们便要看看这位在《现代》阵地上执牛耳的人物施蛰存先生的小说创作是如何完成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的。这里，我主要谈他的两本颇有代表性的小说集，即《将军的头》和《梅雨之夕》。 《将军的头》是历史题材小说集，而《梅雨之夕》却是现代都市生活题材的小说集，从这个角度看，两个集子相差何止千里万里。但这种题材上的差异又恰好为其主旨的同一作了最好的佐证：作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人类自身的追求作共同的揭示和探索——生命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到底何在。因此，在两本小说集中，施蛰存差不多只用了一个单一的视角：爱欲。 我们知道，西方思潮对施蛰存的创作思想影响最深、最大的当首推弗洛伊德的理论，即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施氏对这种理论和西方以这种理论为蓝本创作的心理分析小说“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施氏《关于〈现代派〉一席谈》）那么，这种心理分析又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来呢？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心理结构与潜意识的发掘，直接导致了对人性本身和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本身的无穷究诘：我们何以无法正常地或者真正地找到、获得、付出我们的爱，我们何以无法实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本真意义。在这里，按弗氏的观点和施氏的创作，爱与生命意义的本身直接表现为“里比多”与“潜意识”。由是，施氏在他的作品中向桎梏着人的本真生命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发出了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 我们先看看《将军的头》。这本集子收了四篇历史小说：《将军的头》、《石秀》、《鸠摩罗什》和《阿褴公主》。“《鸠摩罗什》，宗教和色欲的冲突；《将军的头》，信义和色欲的冲突，《石秀》，友谊和色欲的冲突；《阿褴公主》，种族的冲突。”（《书评·将军的头》，《现代》第一卷第五期）这是一般的比较客观的评价。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宗教、信义、友谊、种族”等等观念正是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本身的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当这些要素在作家笔下与人的爱欲发生冲突时，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带有极强烈的悲剧色彩；没有胜利与失败，甚至没有了生存和死亡，有的只是无法扼止的痛苦所导致的灵魂的死灭与人性自身的最终消亡。这是一种罪过吗？作者并没有对比作道德的评判（甚至道德本身也是构成冲突的一要素），而是对构成悲剧的根源作了价值追问：面对道德与文明，面对历史与文明，人性的价值何在？ 在《鸠摩罗什》中施蛰存用充满诗意的笔写了一个古代高僧的“堕落”：高僧经历了多年的苦修，“一切经典的妙谛他已都参透了，”但他还是娶了一位公主为妻。公主死后，他以为可以摆脱“一切的人世的牵引，一切的魔难、一切的诱惑”了，但他还是被“魔难引着了”，陷到情欲中不能自拔。究其根本，这位高憎是陷在了“二重人格底冲突的苦楚”之中，“两种相反的企念”折磨着他：“一种是如从前剃度的时候一样严肃的想把自己修成正果，一种是想如凡人似地爱他的妻子”或与他的妻子一般的女人，也即所谓的“魔与道”的冲突。他是陷在了情欲之中，却又要考虑到自己的修行和公众的舆论，于是，便产生了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人性扭曲着，自然的生命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却要被封锁起来，——而到最后，是谁战胜了谁呢？他在体验着肉体的欢娱的同时却感到了自身的堕落与无法拯救。 《将军的头》另外三篇的主题大致如此，主人公们都经受着与鸠摩罗什几乎相同的痛苦与矛盾，自然生命意识在炼狱中冲突迸发着，最后又必然地导致人性的扭曲与爱欲的畸变甚至死灭。这基本上是按着弗洛伊德早期的“泛性欲主义”理论来完成的。性本能（里比多）通常要受到以“超我”为代表的道德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与压迫，而难以正常地自由地抒泄，于是，不可避免地，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剧。 前面已提到，《将军的头》的主题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表现爱欲与道德文化间的冲突，而这爱欲归结起来主要是指一种东西：性欲（里比多的冲动）。这种冲动和冲突在施蛰存的另一本著名的小说集《梅雨之夕》中继续有所表现。在这本描写现代大都市绅士淑女思怨纠葛的集子中，施蛰存似已走出了弗洛伊德唯性论的窠臼，“而是立志要写出中国三十年代都市社会中的‘各种心理’”，“而把‘里比多’的内含由‘性’扩展为整个生命的冲动。”（赵凌河《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但纵观整部集子，仍旧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对“各种心理”的描写其实还是有所局限，即只是对“爱情”心理的描写。那么，施氏笔下的各种爱情心理又说明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