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时代女性形象系列以其内蕴的丰富性和特异性为人们所瞩目，从而被公认为新文学史上最有光采的一组女性形象。从文化视角考察时代女性的历史内涵，也许较之单从政治视角进行观照会有更多的发现，更能接近对象自身。这里笔者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活跃于大革命前后的时代女性，并非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她们是经受过“五四”人文精神的洗礼，从“五四”时代走过来的新女性。在她们身上，深烙着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 所谓女性自我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女性对自身作为“完整的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标志。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来形成的。”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长期处在被奴役被损害的地位，丧失了自我，被异化成非人。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女性的自我意识才在时代春雷的震撼下开始觉醒。一批以女作家为主体的得风气之先的作家，率先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作出了反映。这些作品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呼唤女性的“人的觉醒”，着重通过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写，表现女性压抑的沉重和女性角色的艰难，在寻找失落的自我中喊出了女性反抗旧道德旧文化和追求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共同声音。冰心的淑女型女性、凌叔华的变态型女性、冯沅君的殉爱型女性、庐隐的抗争型女性，特别是鲁迅的子君型女性，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我国女性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昭示了个性主义在妇女解放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为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探索谱写了最初的篇章。 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时代女性是“五四”新女性的精神姊妹，是“五四”新女性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被个性主义唤醒的“五四”新女性主要是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寻求个性解放，把女性的觉醒和人的觉醒当作主要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时代女性则是进而走上了广阔的社会，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追寻女性的命运和出路，以张扬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特别是价值意识为指归的。庐隐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坦直地说：“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实际上，这也是庐隐笔下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的耿耿心曲，如同离家出走的娜拉声言“我首先是一个人”一样，其实质在于追求女性的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等做人的基本权利，肯定女性的人的觉醒和个性发展的合理性。不用说，这在“五四”乃至此后的一段长时间里，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和艰难的实践过程，其意义无疑是不容低估的。然而，“五四”新女性的觉醒和追求毕竟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给“五四”落潮后处在困惑状态的新女性以巨大的刺激，为她们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大舞台上，茅盾《蚀》中的时代女性作了相当充分的表演，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新女性的风采。 如所周知，时代女性尽管是大革命的参与者，但并非革命的弄潮儿，在茅盾看来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在“五四”精神感召下觉醒的新女性，她们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本位主义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的。正如茅盾在《几句旧话》里所说，那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这幻想之外再加了一些怀疑的心情。”《蚀》中的章静、周定慧女士就是如此。不用说，抱着这样的动机参加大革命是一定会碰壁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们恐怕也只能这样。对于真正的革命的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不足取的，但对于时代女性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甚至不无意义的。作为时代女性，赶时代潮流，幻想通过大革命改变自身处境，实现自我价值，实在是很自然的人生选择。实际上，即便是真正的革命者，也未必一参加革命就有为国为民的纯正动机，他们的思想境界通常是在革命队伍中磨炼提高的。倘若不是不满于社会现实，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人们也就无须参加革命，而革命也就无从发生了。时代女性的这一人生选择，表明她们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大革命联结在一起，走上社会的“娜拉”，终于向前迈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了。 然而，投身于大革命洪流中的时代女性，一旦置身于深刻的矛盾冲突漩涡，也就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或轻或重的精神危机，产生彷徨、迷惘甚至幻灭的思想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革命的严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个性主义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如同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章静对于大革命的幻灭和追求，在时代女性中就很有代表性。这个被“五四”精神唤醒的新女性，性情柔弱、沉静、耽于幻想，还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反对顽固校长的斗争，进入大学后经受了初恋被骗的打击后心灰意冷，是大革命的胜利捷报和同学的鼓励重新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为了追求“光明热烈的新生活”，“做一点于人有益，于己心安的事”，她投进了武汉这座大革命的洪炉。然而由于武汉正值大漩涡、大矛盾之时，光明与黑暗交织，真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混杂，更由于章静对革命带有很大的幻想性、主观性，多愁善感、意志薄弱，看到的明暗面多，光明面少，所以她无论进政训班、妇女会还是省工会，都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都在精神压抑中一次次失望和幻灭。后来在伤兵医院的看护工作中，她结识并爱上了一位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连长，当革命和爱情发生冲突时，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决然支持爱人重返前线，从而把爱情的幸福寄托在革命的胜利上，透出了时代女性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亮色。美国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冲突是生活的实质。没有它，个人生命便没有意义，而且所能获得的也仅是甚为肤浅的生存价值。”正是在个人同社会、个性主义同大革命的矛盾和冲突中，在跌宕起伏的情绪体验中，章静艰难地走向成熟，人生价值得以初步实现。在追求中幻灭、在幻灭中追求成为她生命历程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