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新时期”的文学历史话语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点是自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方兴未艾的“新历史小说”。尽管80年代中期以前“历史”也是构成文学话语的众目睽睽的焦点，但这时期的文学历史话语并未构成独立的话语意识。“新历史小说”却不同，它已经向已往文学历史话语的“真实”观提出严峻的挑战，颠覆与崩解了既成的意识形态结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 在接触“新历史小说”之前，我们先谈谈三位对文学历史话语转折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乔良、莫言和李晓。 乔良的《灵旗》也许是“新时期”第一部明显地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的作品。湘江之战的残酷杀戮和同样残酷的报复，使那段历史充满了血腥的意味。在这里，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第一次受到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乔良把人文主义引入历史叙事，在一无缝隙的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中撕开了一条裂缝，使我们看到作家站在终极的人文价值立场上进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文学历史文本。 如果说《灵旗》标志着知识分子人文意识对“正史”的反拨，那么莫言的《红高粱》则标示出人文精神的新向度：以原欲为基础的粗砺而蓬勃的民间文化精神。它所张扬的不是九翠所代表的那种精致的人文理想，而是“我爷爷”、“我奶奶”这种带有突出的民间文化理想的粗放的人文性。“民间”是个复杂的概念，它对压抑萎缩的文化情结的反抗含有新的强权与暴力话语成分，粗犷豪放的文化形态中有其粗俗和破坏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红高粱》为历史话语的解放洞开了“民间”这一更大的精神门户。 李晓的文学历史话语的言说似乎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的，没有象乔良，更没有象莫言那样引起广泛的注目，但《相会在K 市》和《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却将他置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位。对历史事件偶然性的关注和对事实真相的重新发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被“书写”的特征和文学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巨大消解力量。可以说，李晓的小说创作在通过文学话语编码有效地消解意识形态这一点上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经验。 “新历史小说”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缝和作家文学编码意识加强的前提下出现的。它直接的思潮源头有三个：“寻根小说”对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弃而亲和世俗性、“史”性题材的倾向；“先锋小说”的文本戏拟对意义消解的倾向以及“新写实小说”向世俗性价值妥协退让的趋势。 给方兴未艾而又聚讼纷纭的“新历史小说”下定义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陈思和把它界定为“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1〕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近期的历史题材创作中，以家族史、村史结撰故事的特别多。如《白鹿原》、《苍河白日梦》、《旧址》、《敌人》、《呼喊与细雨》、《活着》、《故乡天下黄花》以及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和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新的文学历史话语转折的标志，是出于文学重构历史的内在需要。“十七年”文学对“工农兵”的一再强调，“主旋律”，“写重大题材”的反复强化等都在提醒一个事实：题材的意识形态性。这当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尤其需要文学作为建设性的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但是在今天，当我们以远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反观“十七年”小说时，必须承认，它对历史的表现很难说是客观和真实的，它同样对历史进行了“当代性的抽取与改造”。首先，从言说主体看，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旋涡中心的工农兵得到夸张的表现，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边缘人生被无情地疏离，甚至是隔绝。其次，从生活层面上看，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等被不适当地抽取出来得到强化，而民间性的生活内容，宗法的、习俗的、宗教的、心灵的内容被遗漏了。 但作为反拨和重构历史的需要，“新历史小说”的言说主体却选择了地主、资产者、商人、妓女、小妾、黑帮首领、土匪等非“工农兵”的边缘人，其身份一反传统话语中的政治色彩，而带有十足的民间性；而构成他们活动主体的则是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朋友反目、母女相仇、家庭的兴衰、邻里的亲和背忤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甚至是卑琐性的一面。 题材的转换显然带动了主题和意识形态的转换，因为主题的获得就是作家通过叙述手段对蕴藏于题材中的客观景象的显示和对潜在的价值意象的发现。随着家族史替代阶级斗争及其极端形式——战争史成为文学历史话语关注的焦点，“新历史小说”从原来的以政治性和道德伦理性为主导内涵的意识形态主题向着消解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和因果式的逻辑思维框架，淡化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的多元、边缘、弱势的意识形态转换、过渡。有些人指称的“非意识形态写作”正是“新历史小说”创作试图消解个人向集团意识无条件认同所造成的文学主题政治化、本质化、逻辑化、科学化而向多元混沌状态的生活主题还原的现象。事实上，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由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向多元意识形态并置转换、过渡，由宏观、显性的政治学向微观潜性的文化学转换、过渡。综观近几年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我觉得有三种意识形态取向构成了目前文学历史话语意识形态的主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