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失败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文学不但被挤压在社会和时代文化话语的边缘，而且它只能痛不欲生而又无可奈何地承受商业巨手的任意涂抹和侮辱。商业对文学的吞没和文学对商业的投诚规定了中国文学在世纪末文化屠场里的基本景观和宿命。虽然在末日来临之际中国文学经由王朔、贾平凹、陈忠实等导演了一出出绝处逢生的喜剧，但洋溢在这些喜剧中的欢歌笑语却不是歌唱文学的凯旋而是在举杯欢庆商业主义的全面告捷。文学的高地终于在虚假的狂欢仪式后彻底沦陷了。绝望的文学和文学的绝望标志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空前颓败和没落。从理论上讲，在这样一个惨不忍睹的文学时刻如果我们仍奢望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压迫在文学话语的边缘并无所作为危在旦夕地匍匐在文化悬崖上的新潮（先锋）小说再展宏图，那么我们无疑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投身在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白日梦中了。而从实践上说，这种空想显然也因其两眼一抹黑的不切实际而呈现出一种荒诞意味。然而，也许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荒诞总是无法避免。新潮小说却正是在文学落荒而逃地惨败的废墟上真实而不可思议地复兴了。这次复兴大典的旗帜由新潮长篇小说扯起，那群在80年代中期刚刚登场就被文化接受的闷棍击退连“最后的仪式”也未及举行就仓皇地销声匿迹了的新潮作家们突然一夜间就苏醒了过来，格非的《敌人》、《边缘》、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吕新的《黑手高悬》、《抚摸》、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北村的《施洗的河》，迟子建的《树下》，张炜的《九月寓言》，潘军的《风》，孙甘露的《呼吸》，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等新潮长篇小说仿佛雨后春笋般地莅临了我们这个虚弱时代，并给予了得意忘形的商业文化以迎头的痛击。这次文学暴动完成得如此彻底果断毫无预兆。以至我们整个时代都茫然无措目瞪口呆。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沙海中新潮作家们竟然能够营构出自己如此丰饶的精神绿洲，这使关于我们时代文化（文学）彻底消亡的预言最终成为一个不确的假设，也使我在这个没有希望的时代里有了言说希望的信心和勇气，我相信商业和金钱根本上无力也不可能完成对于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解构与消解。文学如果存在着危机那这危机只能根源于文学内部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因此，我不能同意目前弥漫在我们文坛上的那一片悲凉之声，我尤其不能同意有些同志对于新潮（先锋）文学灭亡的一次次宣判。我以为这些悲观的叹息和宣判起码表明了其发出者对于新潮长篇小说的蜂拥而至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文学）事件的视若无睹。如果，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学界不能为我们时代的如此重大的精神成果骄傲，而仍然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商业巨人掀起的一个个虚假的文学热点之中，以一种“批判”的态度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完成和商业主义的殊途同归，那么我们文学的厄运也就真的来临了，我们的理论界和评论界至今对新潮长篇小说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且简直就毫无反应，如果新潮小说的这一轮冲击仍被冷落和遗忘，那就只能说明我们文学自信心和生命力的彻底沦丧，我们也就只能无奈地聆听文学的丧钟在我们时代的天空中回荡。显然，对于商业和文学的双重暧味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矛盾的文化（文学）现象。 幸运的是，新潮长篇小说本身并没有对读者抱太大的期望。它不但习惯了寂寞和孤独，而且正是把寂寞和孤独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品的、因此，新潮长篇小说的繁荣和复兴本质上就锐不可挡。我现在相信，新潮小说在第一次浪潮中的提前谢幕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策略，这种策略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次自我再认识。他们从文化话语中心的主动撤退，其实并不是消失而是潜伏在文化视野之外。从他们的最初命运来说，读者的冷漠和大众的拒绝固然是他们夭折的外因，而新潮小说自身艺术力量和艺术能力的缺乏也是一个内在原因（新潮长篇小说的缺席正是这种不足的重要表征）。这样，新潮小说的被置之“死地”正是赋予了它一个完善自我和重振旗鼓的机会。整个文化防御系统对它的弃之不顾，使新潮作家们可以自由甚至放肆地沉醉在他们的“精神象牙塔”中把新潮小说的探索和实验极端化、绝对化和纯粹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新潮长篇小说终于孕育成熟并破土而出了。新潮作家选择一个文学几乎被放逐的绝望时刻举行自己重新登台的复兴大典，这一方面捍卫了新潮小说永不媚俗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他们艺术自信心的强大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艺术能力的扩张。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抗击也许是悲壮的，但决不是失败的。他们对这个时代精神上的征服和占领是绝对的也是深刻的，这个时代最脆弱的神经已经被击中，其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花城出版社的“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印数能达到万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能跻身畅销书行列都是对这个胜利的证明。如果说新潮作家在他们首次出场时努力完成的是对小说叙述态度和观念的背叛以及中短篇小说结构操作方式的颠覆的话，那么新潮作家的此次出征其艺术起点就更高。新潮长篇小说不仅深化了新潮小说固有的艺术实验，而且在对长篇小说诗学规范和操作模式的全面颠覆中把新潮小说对小说观念的态度的革命与反叛现实化了。也就是说新潮长篇小说在完成对传统的解构和颠覆的同时也在致力于重构——对新潮小说自身美学规范和美学原则的重构。因此，新潮长篇小说标志了新潮小说这一文学方式和文学过程的最后完成。自从新潮长篇小说一面世，新潮小说就有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完整线索和形态，新潮小说从此将不再是残缺的而是完整的了。本文其实无力承担对新潮长篇小说的主题和艺术特征进行全面而准确阐述的繁重使命，我之所以仍然不揣浅陋尝试着来做这力所不及的工作，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唤起广大专家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