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少有长篇叙事诗，这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那么，现代中国诗坛是否仍然如此？已出版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此语焉不详。是的，从绝对数目考察，任何时候都是短诗多于长诗。但是，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实在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9年这10年内，出版或发表的700行左右以及700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估计在40部以上〔1〕。茅盾在1937年1月写的《叙事诗的前途》中说：“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2〕茅盾认为， 最可注意的是田间的《中国·农村底故事》、臧克家的《自己的写照》和蒲风的《六月流火》。从茅公写此文起到1939年年底， 千行以上的长诗， 还有张泽厚的《旷野》（1937年5月出版，约2000余行），蒲风的《可怜虫》（1937年12月出版，约2000余行），梅英的《北国招魂曲》（1938年6月出版，约1000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1938年10月出版，近1000行）等。 我之所以讲当年长篇叙事诗的出版情况，意在修正不少同志的一个误断：中国现代长篇叙事诗不发达，数量很少。 四十年代，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人民历尽艰辛、困苦、牺牲，也品尝了胜利的喜悦，翻身的欢欣，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就像亲历了《神曲》的地狱一般。因此，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39首中有23首描写抗日战争，就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此外，有13首写阶级斗争，写劳动生产的4首， 写解放战争的4首，由于有的诗涉及两个方面或多方面的题材， 我分别作了统计，因而总数超过了所列作品数。 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气概，前赴后继，与强大的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许许多多手无寸铁的国民，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宁死不屈。他们的动人事迹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诗人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创作长篇叙事诗时，很自然地将描写、歌颂民族英雄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伊兰布伦》、《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花与果实》、《古树的花朵》、《小蛮牛》、《静默的雪山》、《岁寒曲》、《柴堡》、《英雄的草原》、《捧血者》都突出了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英雄气概。尤为可贵的是，《伊兰布伦》、《英雄的草原》表现了兄弟民族中的抗日英雄。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儿女，都爱国爱家爱亲人，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舍家为国，投身于反侵略的战斗中。《古树的花朵》中的山东聊城地区专员范筑先，年届六旬，犹英姿勃发，从无到有，组织十万大军，抵御日军，最后以身殉国。《小蛮牛》中的少年，也同仇敌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朝野上下，如果这种精神很淡薄，即使一时无外敌入侵，也是衰败的先兆；相反，如果相当多的国民具有这种精神，即使暂时被强敌打败，也必将有复兴之一日。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不少痼疾， 但这个民族历数千年仍在前行，足见其是伟大的。 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凶恶程度，可以说已达极致。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在中国沦陷区普遍进行的奸淫掳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以抗日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中，我们应感激《她也要杀人》、《静默的雪山》、《小蛮牛》、《花与果实》、《灾难》等诗的作者，他们在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侵略者的暴行，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实际上，日本法西斯较之德国法西斯，有过之无不及。笔者1945年4 月下旬在家乡——湖南邵阳县亲眼见到：中国人民家中财物，全被洗劫；家畜家禽，全被宰杀；妇女除老太婆和幼女外，凡被日军发现者，或被强奸，或在逃命时被枪杀，无一幸免。现在日本有少数人企图否认侵华罪行，无数历史史实是铁证，《她也要杀人》等叙事诗也可以作证。 这39首长诗，写真人真事或以真人真事为主的有《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事迹），《吴满有》（吴满有的事迹）、《红日初升》（郑信的事迹）、《戎冠秀》（戎冠秀的事迹）、《劳动英雄刘英源》（刘英源的事迹）等。 从艺术流派角度观察，《伊兰布伦》、《英雄的草原》、《奴隶王国的来客》等带理想主义色彩，有宏大的气象，奔放的热情，传奇式的英雄。《我站在地球中央》、《火把》、《要太阳的人》整体构思带有象征意味或寓言诗特色。《英雄的草原》，《复活的土地》偶或融化着现代派手法。其他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的。 就形体看，《吴满有》、《戎冠秀》、《王贵与李香香》、《艾艾翻身曲》、《苦尽甜来》、《赶车传》、《漳河水》、《鸳鸯子》采民歌体。《金刚坡下》系诗剧，《岁寒曲》为朗唱诗，《剑北篇》近似鼓词，《劳动英雄刘英源》介于说书、鼓词之间，既有道白又有唱词，其余作品，大多是自由体长篇叙事诗。 以上情况表明，四十年代的长篇叙事诗，并非清一色的某派某体，而是百花竞放。 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诗，必须首先是诗。长篇叙事诗有自己的特殊艺术问题，论长篇叙事诗必须论及这些问题。 几十年来，我们要求诗人“叙人民之事”。作为一个号召，一个口号，对此不可厚非。然而作为一种理论，一个观点，将它推向极端，甚至认为，不是人民，就不能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因而将人民的对立面人物排斥出叙事诗主角行列，这就很不科学了。40年代诗人的实践表明，如《王贵与李香香》、《射虎者》、《奴隶王国的来客》等以人民中的个体作为诗的主人公，艺术上很成功；而《大渡河支流》、《外祖父的天下》以人民的对立面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叙事诗，也并非平庸之作。冯雪峰同志在为《大渡河支流》写的《序》中，称赞作品“是一篇史诗”。这评价是否过高尚可商榷，但他敢于如此肯定并非以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所表现的文学理论家的眼光和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作品所着力刻画的，是地主山耳的“自私、卑怯、阴险和毒辣”，这和别的作品并无不同，但它正如冯雪峰《序》中先后六次所强调的：“山耳的性格和心理是极自然的”，“非常自然而真实”……这才是《大渡河支流》艺术上的独特贡献。《外祖父的天下》叙述的是另一种地主的典型的故事，蔡玉山出身于破落家庭，原欲通过辛勤的劳动摆脱贫困而不能，改走投机之路致富，性格和品质也异化，自私、吝啬，先与官府勾结，日军入侵后作日伪的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地解放，他怀着忧虑和恐惧病死。以外孙的口吻诉说，叙事视角新颖，艺术上不落俗套。这些并非“叙人民之事”的作品，艺术生命力比一般化的“叙人民之事”的叙事诗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