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等生活面貌，也改变人的精神，改变文学的进程，创造新的文学机遇和流向。如果说第二次大战曾经造就了一种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流亡文学潮流，那么，中国抗日流亡文学无疑是其中光辉灿烂的一章。从难忘的九·一八开始，随着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中国一批又一批作家被迫离开故土，他们从东北到北平，从北平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又分散到西安、重庆、桂林，又从桂林到广州、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如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流亡文学潮流，形成了中国一次文化大交融和大转换，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一 中国抗战流亡文学源起于“九·一八”事变，首先踏上流亡之路的正是东北的一群作家，他们先后从东北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逃出，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一个特殊流派“东北作家群”。其中萧军、萧红、李辉英、舒群、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孙陵、白朗等许多作家都是经历过亡省的痛苦，在长期的流亡迁徒中进行创作的。 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故土沦陷是促使他们创作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原因， 而流亡生活则增加其创作的感情力度。 例如李辉英就曾在1935年《丰年·白序》中谈到：“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美酒，女人——一句话，在享受上兜圈子，可是，紧跟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蹂躏了我的故乡，‘一·二八’沪战，沪战的炮火又摧毁了我的学校，这使我不但要遥领着三省亡家的头衔，同时又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我彷徨，我恐慌，我悲哀，我更气愤，终至，激起了我反抗暴力的情绪！‘醒醒罢，把你的小说笔锋改改方向不行吗？’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九·一八”之后，他很快写出了象《最后一课》那样的反帝抗日小说，表现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同胞的屈辱生活及其反抗情绪，不久，他在丁玲的鼓励下，又写出了十万字的小说《万宝山》，受到当时茅盾的注意。这些虽然不能算精致完美的小说作品，但其中透露出作者激愤的情感却是真实感人的，抗战期间，李辉英出的短篇小说集《夜袭》《火花》，长篇小说《松花江上》等，都带着激励抗战，颂扬民族战斗精神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迸发出来的，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和人性的危机感，这正是东北作家群最重要的创作特色之一。侵略者的暴行，把人性、人的尊严推向了最残酷的境地，制造了血肉横飞的人生悲剧。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呼兰河边》、《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轮下》、《生与死》等都是在一种悲剧氛围中展示人生的。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悲剧意味是实现于生和死的风水岭上，用血，用生命的毁灭，用青春的残酷烧铸的。伴随这种悲剧意识的是发自内心沉痛而又急切的倾吐和呐喊。例如，我们在罗峰的《呼兰河边》中就看到这种悲剧的情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小牛和它的主人牧童被胡乱捉来，然后在草丛中留下自己的尸体。在毫无声息之中，生命遭受了最大的轻蔑和戕害。作者把人生最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唤起民族自救的热情。这种悲剧意识因为是在作者亲历的生活中滋长起来的，所以非常自然，而又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的典型，她的大部分写作生涯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遗憾的是，一直到她逝世那年（1942），都没能够看到故乡的收复。1934年逃出哈尔滨之前，她已经尝到了流浪生活的滋味，当她后来的情人萧军第一次看见她时，她被关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冰冷的房间里，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此后，她经历了抗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悲剧的时刻：“九·一八”事变时，萧红正在哈尔滨，在这里度过了几年艰苦的斗争生活：“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发生时，萧红正在上海，亲睹日军的侵略，于是撤到内地；紧接着日军进攻华北，萧红正好在山西临汾，不得不回到武汉；日军进攻武汉，萧红等又逃到大后方重庆；1939年初日军开始轰炸重庆，萧红又飞往香港，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萧红不久含恨而亡。在这种流亡生活中，每一次迁徒都意味着距离自己的家乡更远一步，都意味着心灵上一次重创。 其实，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东北作家群的雏形已出现于“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文坛上。较之内地，西洋文化很早就由西伯利亚铁路输入东北了，由于日、德、俄等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北成为多种文化汇合的一个区域。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东北文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大批白俄贵族流落东北，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由于这些原因，在东北一些大城市，例如哈尔滨、长春等，是具有比较好的文化艺术基础的，已有一批文人在文坛上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作家很快聚集起来，用自己的笔进行最后的反抗，例如萧红、萧军、白朗、舒群，还有孙陵、杨朔、金人（张君悌）、铁弦（张全欣）等。当时，他们在哈尔滨开设“明月饭店”作为作家据点，白朗主编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孙陵主编长春大同报副刊，发表一些表示抗日情绪的作品。直到后来在东北无法立足才先后转移内地，这种报刊自然而然地把一些作家联结在一起。 《生死场》的出版，把萧红的名字，也把东北作家群的气势扩展到内地的文坛。《生死场》是萧红在流亡中写成的，它携裹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掠过荒凉、沾满血迹的土地，来到了人们中间。在这篇作品中，诉诸人们感官的是死了的小孩躺在旷野的小庙前，是杆头晒着在蒸气里的肠索，是腥气，是血污构成的意象。在沉重的悲剧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日积月累的，压抑着的反抗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现实，也来自于作者本身。苦难和挫折、血光和剑影、荒漠和风雪，赋予了萧红一种男子汉的气概，赋予了她的作品一种悲壮的阳刚之美。她知道，人们经过了乞求已不再需要乞求了；经过呻吟已不能继续呻吟；经过忍耐，已无法再忍耐，要站立在世界上更需要原始和雄强的力量，需要男子汉的热血和气概。这种粗犷的雄性的气质贯串在整个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之中。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李七嫂，舒群《誓言》中的杨三愣，白朗《伊瓦鲁河畔》中的贾德，端木蕻良《遥远的风沙》中的煤黑子等都带着这种刚烈强悍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