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小说”派和“东北作家群”是30年代先后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并且极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小说流派。 这两个文学群体在审美追求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显露出一些具体的差异。研究这些共同的因素，尤其是认真辨析他们审美方面的高下文野之别，对于总结现代文学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当前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粗看起来，“革命小说”派和“东北作家群”的美学追求颇为相似。“革命小说”派作家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中，贯穿着一种“粗率”和“强烈”的审美追求。“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气质和创作实践中，体现着一种阳刚的、粗犷的美学取向。这两个小说流派的审美特征，都可以概括为“力之美”。他们形成相似的美学追求，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两个小说流派都具有强烈的时代前沿意识。 “革命小说”派形成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际。当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的时候，蒋光慈、阳翰笙、洪灵菲等一批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年轻共产党人纷纷解甲从文，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先后回国，他们一起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锋芒凌厉地卷起一股政治与文学相激励的旋风。这些年轻热情的共产党人，如同任何社会变革期的志士仁人、革命家一样，把文学和政治的结合，当作一种崇高的文化理想。他们用“文艺是宣传”的简捷公式来概括文学的使命，要求文学家应该是政治鼓动家，勇敢地“站出来做粗暴的叫喊”，用“暴风雨的文学”来发泄自己的激愤和仇恨，鼓舞人们的斗志，从而产生出一种斗争的文学，反映你死我活的社会现实。他们反复强调：“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识的，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1〕。 他们要求文学不但写出病状，也还要暗示出路，使之具有活力，以鼓舞人们对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充满信心，并且憧憬着革命的胜利。 勿庸讳言，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文艺观念还是幼稚褊狭的，它导致这个流派的许多不足。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以文艺服务于革命斗争的愿望是真诚的，而且具有一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气度。他们的作品确实起到了呐喊、呼啸和鼓动的作用，并且形成了“粗率”和“强烈”的独特审美特征。在浓重的白色恐怖中，树起这样一面鲜艳的红旗，对人民是鼓舞，对敌人是威慑，因而国民党御用文人便惊呼这是“共产党的文艺暴动”〔2〕！ “东北作家群”也是在烈火烽烟中集结起来的部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中华民族的灾难、亡国亡家的威胁，使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等一批东北文学青年热血沸腾，在时代热点上，在与民族同思考共忧患中形成了一个紧贴时代思潮的急进的作家群体。如果说“革命小说”派的文学前沿意识是反对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封建法西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而战的话，那么，“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前沿意识则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这些作家在关外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我故乡的人民是双重的奴隶”〔3〕的痛苦，及至到了关内， 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又被双重的愤怒压抑着。萧军发出了“三千里外家何在？亿万黎庶国待存，热泪偷弹茫渺夜，秋风却立暮天云”的哀叹；端木蕻良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吟咏陆游名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达“遗民”的悲痛。他们和故乡父老一起受难，他们的颤抖的心满盛着故乡的血影和泪痕。他们也和故乡人民一起怒吼、反抗、战斗。“‘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的故乡……我悲哀，我愤怒，终至，激起我反抗暴力的情绪”（李辉英语），“我不过是一只被荒灾迫出乡土的乌鸦……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泄出来”（罗烽语）。这种情绪和行为，正如端木蕻良所深沉表述的：“这呼声，这行进，我故乡兄弟英勇的脚步，英勇的手啊，我愿用文字的流写下你们热血的流”〔4〕。从而， 表现抗日题材和主题成了这个小说流派的特色，他们以疾风迅雷之势，占据了抗日图存的峰颠，成为日后形成的威武雄壮的抗战文学的先头部队。 这种“用文字的流”写下“热血的流”的使命感，是这个小说流派作家所共有的，那剑与火相映，血与泪相凝的文字，理所当然地呈现出一种阳刚的、粗犷的美学特征。 其次，这两个小说流派都自觉地紧贴时代，主动地选取最能动人心魄的硬性题材参加战斗。 “革命小说”派的作家们是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的战士，他们要用文学的刀和剑、坦克车、手榴弹和人民群众一起杀出一条光明的生存之路。为了发挥文学这种武器的功能，他们毫不迟疑地选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题材，共时性地进行创作。举凡当时社会的重要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工农群众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知识分子的心灵震颤，甚至敌兵的倒戈哗变等等，都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了及时而真实的反映。蒋光慈的《短裤党》描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小说在斗争胜利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写了出来，成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证据。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及时地写出了“四·一二”后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追求。主人公献身革命，颠簸奔波，屡遭磨难，不屈不悔，是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华汉的《地泉》三部曲摄取了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里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也没有被吓倒，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对人民的无限忠贞，对革命的坚强信念，前仆后继地战斗着，农村革命在“深入”，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转换”，工人运动在“复兴”。以上三位“革命小说”派的鼎足作家在描写这些几乎是共时性的题材时，着意加重其悲剧色彩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写得万恶丛集；反映人民的灾难，写得悲痛欲绝；描绘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呈现出撕裂般的痛楚……但是，灾难中的人民却是苦而弥坚，悲而不戚，哀而不馁。这些作家有意强化自己的激情，使其意识化，社会化。洪灵菲以“大海”来象征组织起来的觉醒了的人民具有冲毁一切的威力。华汉以地下奔突之泉，隐喻重新高涨起来的工农革命斗争不可阻遏、滚滚向前的伟力。蒋光慈以“咆哮了的土地”来状写农民运动那翻天覆地，席卷田野的巨大气势。单从这些作品名称的命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作家们是以怎样的激情着意赋予他们的作品以独特的美学意蕴。 “东北作家群”也多以硬性材料的描写为失去的土地招魂，表现东北人民的歌与哭。这方面的重要题材之一，是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恶魔般的残忍和屠夫般的凶狠。他们描写了敌人对中国人施行活埋、分尸，以活人喂狗，烧杀抢掠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兽行。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东北作家群”如此揭露敌人的残暴和灭绝人性，具有惊心动魄的激发力量，召唤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毅然奋起战斗。正因为他们更深的用意是“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如何鼓舞中国人民的斗争”〔5〕， 所以他们更热情地表现东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的壮举。舒群的《老兵》写一向混沌度日的老兵张海在民族灾难中觉醒，当团长准备投降时，他鼓动士兵哗变，事败被捕后，他不降不跪，即使身残缺臂少脚，也仍在雪地上以滚动代步，高呼前进杀敌。他的《奴隶和主人》写一爱马如命的车夫，在紧急关头，愤怒地将车翻下桥去，以自己的宝贵生命，连同可爱的马和车，与敌人同归于尽，显示了中国人民宁可壮烈的死也不肯当奴隶的浩然正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使人从一支抗日小分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6〕。陈柱司令员的镇静，铁鹰队长的英武， 李三弟的临危受命，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李七嫂可说是女中豪杰，她虽然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却毅然奋起，尽管因伤势过重很快倒了下去，但一尊复仇女神的塑像却长远地耸立于人间。萧红在《生死场》中以“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力透纸背”地写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7〕。 她写出那些平时糊糊涂涂的生，糊糊涂涂的死的乡民，在民族危难中的觉醒和奋起。寡妇们心窝对着匣枪集体“盟誓”，赵老三声泪俱下地呼叫“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这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是蕴蓄在东北人民心灵深处无限反抗能量的总爆发。端木蕻良在《大江·后记》中充满激愤和自豪地说：“请他睁开眼看看我们这个民族各色各样的野生的力吧！多么新鲜，又多么骠悍，任何民族恐怕都没有这样韧性战斗的人民！”这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东北作家群”的共识。正因此，他们暴露敌人愤激难抑，淋漓尽致；讴歌人民，深情满怀，自信自豪。其间贯穿着力的韵律，充溢着粗犷豪放而又深沉的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