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香港文学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早在1984年9 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前的4月5日，《中大学生报》与中文大学文社合办过一个《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座谈会。1985年7月， 香港青年作者协会的会刊《香港文艺》，也制作过《1997与香港文艺》专辑，邀约了20位文坛资深作家发表意见，并以问卷调查、会员座谈、评论与“九七”问题有关的作品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香港文学艺术与“九七”之间的关系，打破了香港文坛对“九七”问题沉默寡言的局面（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香港许多团体都发表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唯独文学团体鸦雀无声），首次公开触及“九七”这一敏感话题。其中吴萱人《近乡情却怯》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两岸同行的奋斗，是要我们支援响应，延伸影响，而不是轻说浅唱，以之为异象去卖文换钱，垫高身价。香港文学的创作路线，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凤凰。没有疏离于中国的香港文学可以独存。”（1） 结束一个半世纪米字旗升的耻辱历史，把割让与租借出去的岛与半岛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缝合回母体，这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事情是复杂的。虽是天经地义的回归，但鉴于殖民地教育，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均缺乏民族意识，一谈到政治问题必打上某种烙印，比如谈及“九七”问题便认为这是一种阴影，是什么“大限”临头，感到恐惧或无所适从。这种缺乏民族心理的状态，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得到真实的表现。在短篇中最早接触“九七”题材的是刘以鬯《一九九七》（2）。作品反映了中产阶层对前景的态度。那时中国刚开放不久，一些市民对未来缺乏信心。小说主角吕世强便有这种心态。作为一个值二百多万元的小厂老板，当他一大早看到报上特大标题“将来香港九龙新界/ 一如深圳成为特区”时，面有难色，举止反常。他不了解“九七”后的香港不会等同深圳，因香港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便由此动了举家（包括情妇和私生子）移民的念头。可当他用炒股的方式使薄弱的资力膨胀起来时，等待他的将是失败的命运。他因而不断借酒浇愁，最后死于车祸。作品批判了商人投机心理，不赞成用侥幸心理的方式去解决眼前困难，同时也委婉地讽刺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误导读者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叶娓娜的《长廊》、陶然的《天秤》也是以“九七”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主人公的出路亦离不开移民。其中《长廊》中张以良是位中学教师，他在太太的帮助下成功地向加拿大移民。作品批判了某些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自私利己的性格。《天秤》的主角是广告公司的职员杨竹英，为了移民竟不择手段，宁愿甩掉年轻有为的黄裕思而和庸俗的连福全结合。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不似《长廊》用过于单调的“他”作叙事角，在结构上亦有可取之处。 也斯是一位不满足记录生活的作家。他的《神打》（3）， 写一位青年人读了武侠小说便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去练“功夫拳”、“隔海发功”，以至认为“到了九七就刀枪不入，什么也不怕了”。作品通过这“不怕”的自白反讽他心中对“九七”的恐惧，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类香港青年由于受了不正确的教育产生的“恐共”心理。 长篇小说篇幅大，人物众多，香港作家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反映“九七”前夕的香港人情世态。“绿印作家”白洛的《福地》，描写了商界在“九七”前夕为香港前途担忧的种种现象：有的把资金从本港转移到国外；有的人虽想走但又留恋香港的生活方式，陷入极度的矛盾中；有的人则对未来充满信心，为回归努力作贡献。作品围绕着张氏国际公司的老板和他儿子的事业矛盾展开，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陈浩泉的《香港九七》（4），将政治事件与爱情纠葛穿插起来， 其中把赵敏小姐由香港移居英国到放弃这个念头的过程写得很自然。作者借留英学生唐明森的口表达了作品的题旨：“我想，对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人过分的惊慌了。香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版图上，这是无可改变的现实，香港人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逃避、惶恐都是无济于事的。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的身上，那更是无知。”这不是说教，而是情节发展的必然和人物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因而使人信服。 目前已回加拿大故里的梁锡华，他在香港工作期间写的两部长篇《头上一片云》（5）、《太平门内外》（6），也很有影响。其中《头上一片云》亦是将爱情与“九七”问题交织起来写。所不同的还加上了香港常见的基督徒反应。作品在描写丁慈基的移民悲剧，嘲讽卓警凡“假离婚”的移民手段和移民动机时，流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太平门外》则比较了中西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处。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移居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定居，均感到“世界上，安乐土似乎是没有的。”作者劝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结尾一段文字，可谓是“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上！ “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郁达夫的呼声，也成了永佑的呼声。是的，普世的中华儿女，都在喊都在期望真正的太平门是在故国之内，不在万里的海外。 作者继承五四文学的传统，让人物发出感时忧国的心声，使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在中篇小说方面，季子写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九九一》，是写实小说与幻想小说的混合。为了预测香港的未来种种变化，作者写了海外成立的帮助中国现代化的SRA银色革命博览会，还有什么新工会派、 港独团体，给香港人未来避难的南太平洋上的喀里多尼亚岛……。作品用寓言手法写1991年大陆发生政变，军委副主席被捕，影响了大陆原先制定的对港政策，致使香港社会一片混乱。作品政治意识特别强，作品由恐惧到仇视“九七”回归题旨在世界大厦被炸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篇不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作品。1995年，《亚洲周刊》征文中还有一篇获三等奖的寓言小说，写支持大陆动乱人士在“九七”后的不同遭遇。作者错误地同情这些所谓“民主人士”，同样不利于香港的安定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