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此文分“上篇”和“下篇”，上篇发表于学报95年第2期， 论述了香港作家潘铭燊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关心公众生活的秩序，国家兴亡的承担精神以及对人生人性的睿识等。 杂文的创作，不像小说与戏剧，可以一炮打响，或可一锤定音，甚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杂文每篇都很短小，虽然在表述思想方面占有优势，一句话可以把一部长篇小说的秘密给捅破了，把一台话剧的隐情揭开了，但它对艺术的承载能力比较有限。一篇杂文可以表现作家知识的能量、艺术的敏觉和天才的气质，却无法供这个作家淋漓尽致地纵横于物我之内外。正因为如此，杂文在小的格局里探求着艺术传达的优势，怎么样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在方寸田园里种出四季稻麦瓜菜的芬芳。可以这么说，杂文的艺术成就呈现在古今作家们杂文创作的总体面貌之中，而潘铭燊的杂文艺术特征也只能从他整个创作中才能把握概貌。他深谙杂文的个中三昧，知道如何表现才能强有力的发挥杂文应有的艺术功能，他借鉴了杂文而且又创造了杂文。 一 书卷气已成为散文的一个优秀传统，它本出自学术的论评。不过，在学术中它显得有些呆头呆脑，多数时候只是论者的一个佐证，供人搬来搬去。学者作家们把书卷带到散文中之后，学识就变成了活着的可以行走的有血有肉的因子，喜抒情的就去请诗歌，爱叙事的就去找故事，好说理的就去觅高见，现代以来，有学问的作家们把一种叫学者散文的东西竟然搅得颇有些沸沸扬扬。〔77〕杂文更不同，好像它生性就喜欢掉一掉书袋，或借一借话头，或壮一壮声势，或灌一灌同型的血浆，总之，杂文成长于学海书林之中，它的确有着自己的形貌与气质。正因于此，做杂文家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学识恒久的积累，广博的记忆，丰瞻的联想，实在就做不好。生硬为之，必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如前所示，潘铭燊的学问贯通古今中外，既专又杂，他的杂文善于征引富有识见，正由于大海之汇纳百川，是很自然的体。 说潘铭燊的杂文“旁征博引”是一点也不夸张摹3恕温哥华书简》和《温哥华杂碎》急于切进移民生活，为有读者提供类似移民指南的东西，作者不便于大量灌注前贤的学养知识外，余皆有上佳的表现，其中尤以三书为最。《车喧斋随笔》收正文五十六篇，计五万八千余字，引文、典故等有八十一处，平均每篇近一点五处，约七百字一处。《廉政论》收正文三十七篇，计三万一千余字，引录各种典籍故事一百五十五处，平均每篇超过四处，约二百字就有一处。《人生边上补白》收正文三十四篇，计三万三千余字，引文、典故、传说等有一百四十三处，平均每篇超过四处，约二百余字一处。由此可见潘氏在杂文中引介知识的密度与厚度，非学富五车不可以如此悠游。如果说，《廉政论》的引录征考“取材自先秦至清代各种典籍，较为侧重正史材料”〔78〕的话，那么《车喧斋随笔》与《人生边上补白》就是真正融汇中外古今了。试以后者为例作一简析。该书引用中国典籍六十条左右，其中古代四十条左右，现当代二十条左右，另有俗语谚语四条。内容涉及到古典小说、现代小说、诗词、宗教、哲学、书论、赋、散文、文字学、名人行状及隽语、地理著作、历史、植物学、儒学、戏剧、音乐、政治学等。关联到的人物若加以分类，则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音乐家、政治家、改革家、戏剧家、散文家、学者、画家、宗教家、数学家、商人、美学家、词人、电影艺术家、军事家、辞典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尽管潘氏杂文所用典籍很难在时间上划一条绝然分明的界限，但潘氏最为熟悉中外古典的要籍、人物与故事等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尤以文学艺术、历史与宗教为最。中国现当代二十例左右的引述叙论中，该书有十六例出自钱钟书的同一著作《写在人生边上》，很显然，这还是对借用钱著的构思颇有关系的，潘氏之轻略中国现当代学识对于他散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也难怪，一个浸淫于中外传统文化有半辈子的学人，对于经过漫长历史沉淀的精神遗产当然更富有崇敬感和信赖感，因此也更能辅助他的杂文产生思想和艺术的力量。当然，如果笔者硬要像一个贫民进入皇宫还要指指点点缺这少那一样，说潘氏现当代汉文化的储存弱了一些，可能没有道理的话，那么，说潘氏外国文化古今的积累显得更加平衡而且合理，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了。总之，潘氏虽然不是无事不通，但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知识结构，他的旁征博引，满纸书袋是他背后的功夫到了家，而不是冥思苦索去翻来的。 香港有人这样评价钱钟书的散文，说“钱氏似乎有个魔术布袋，盛载了很多学识、典故随手拈出来一拼便变出一个戏法来。变了又变看得人目瞪口呆。”〔79〕钱钟书的随笔集《写有人生边上》，〔80〕虽然只有十篇，薄薄一册，然确是被公认的现代中文散文中善于运用知识的一个范本。潘铭燊景仰钱钟书的学养文章，尤其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一个“追慕者”，他在《自序》里开口就说的一句话“这个书名真难改！就写作动机和过程来说，应该叫做《写在〈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81〕就足可以证明了。除了《释文盲》、《论文人》两篇外，《人生边上补白》借用了钱氏其余八篇文章的所有论题，这是只要翻开两本书的目录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不过，你要以为如潘氏所言曰“完全抄袭”，那就错远了。他延袭和借鉴了钱氏，更发挥和扩充了钱氏。在题材的多面，主题的深广，对于中外知识的豪引自如上，潘氏不遑钱氏而多让，甚至有不少超越的地方。《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可为一个代表。当然也有不及和赢弱的一面，这里涉及到两本书的比较研究，此外不宜多费笔墨。我只是想说明，潘氏在他所有的杂文中大量挪用中外文化库藏，不只是为了佐证，更不为了填充，而是尽力挖掘、辨析、提炼，跟钱氏一样的会变戏法，并最终与自己的思想结为一体。《众生皆笑？》〔82〕一篇，围绕一个“笑”字，纵横征引却毫不累赘，其角度与引言的冷僻，时给人蓦然一惊的感觉，而结论尤富有学术的客观性。《外举不避仇》〔83〕写了解狐、舅犯、祁奚、吕蒙荐举仇人做官的四个故事，详略有别不说，全文除了叙述，完全不设议论，而文意则十分明晰，真可谓不著一论，尽得风流。其用典之典型，无以复加。《疗妬》〔84〕引述《妬记》、《朝野佥载》、《红楼梦》等三个治疗嫉妬的事例，篇首有设问，每则之后必有简略评议，很完善的夹叙夹议结构不说，且层层推进，又都是事例本身含有的逻辑力量。潘氏在他的文章中极力营造引文与议评巧妙结合的各种技巧，既有学者的本领，又有作家的本色，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杂文的艺术方法问题。虽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引述有时过分繁密拥挤，给人以压迫的感觉。而另有部分文章，也有惯于在篇末点题的单调。 二 潘铭燊的大多数杂文令人百读不厌，除了思想的重量与学养的丰足外，还有各种写作和修辞艺术的惨淡经营，诸如排比、对比、夸张、借代、反语、双关、设问、拈连、仿词、谐音顶针、拟人、描摹、叙述及张力等，都有极为精彩的地方。这不仅成功地表达了观点，还增强了艺术的弹性，自然也提高了可读价值。像“十多年来每日锻炼，功多艺熟，熟能生巧，巧夺天工”〔85〕是顶针；“甚至发出大人类主义的狂言，说出‘寒竹绕窗’、‘荷香度窗’、‘晴虹贯窗’、‘明月透窗’、‘竹影上窗’、‘鸟影落窗’、‘飞雪穿窗’，似乎自然界的景景物物，都在千方百计要引人类注意”〔86〕，这是排比；《快乐十诀》中，前列九项“达至快乐”的方法，第十项却笔锋一反说，“你能够得到的最大快乐，就是认识到你不一定需要快乐”，〔87〕这是张力；说到叙述，这不是杂文的特长，潘氏七本集子所用也不多，但《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88〕一篇， 启承转合的自然巧妙实堪称上品。余法皆不赘笔，独潘氏比喻的艺术，本节拟重点讨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