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香港写杂文和发表杂文，犹如长跑运动员奔驰在旷野，而游泳健儿纵横于大江，天广地阔不说，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可怖的鲨鱼，其自由、潇洒、无拘无束、风雨雷电和大浪激流，陶冶了不少大胆、大气、大学问的杂文家。潘铭燊，也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潘铭燊为广东中山人，一九四五年生于香港。 去年有幸在港九识荆，其沉静大方，谦恭儒雅的风范至今令我难忘。他是一个学人，六十年代中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一年即获得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七十年代相继获得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证书和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自此一直跟大学和图书馆打交道，曾任芝加歌大学图书馆员，七三年秋季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到八九年一月止。移民温歌华后担任过“加拿大中国文化图书馆”馆长。现再度返港执教鞭，做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部高级讲师，从事授业解惑的崇高天职。与一些大陆学者一辈子“从一而终”的优良传统比起来，他颇有些朝三暮四的精神。潘氏上过的课程穿越古今中外，它们包括大学国文、东西汉学比较、读书指导、传统文化概论、韩非子、翻译研讨、目录学、古典小说、《红楼梦》研究及修辞学等。此外，由于专业的关系，他还研究过僻而又僻的中国印书史，并苦心搜集资料，沉醉于大规模的个人藏书与考索勾沉，先后问世的有关学术著作有《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 （960—1279）》〔1〕、《红楼梦人物索引》〔2〕、《中国古典小说论文目》〔3〕、《广东妇女殉夫考》〔4〕、《三言两拍提要》〔5〕、《石头记年日考》〔6〕、《广东地方志传记索引》〔7〕等。并有《学书篇》、《闲书集》等论文集在付印中。 据作者闲聊中透露，他还有几十部提要与考订的书稿压在箱中，由于没人愿意出版，暂且沉默着。潘氏数十年来读书、买书、藏书、管书、教书、役于书又乐于书、还写书和出书，真个是地道的“书奴”，〔8〕却实在也是个天道的书仙，悠游而沉溺在书的银河之中。与他比起来，如我之陋于书拙于书者，简直形同书丐了。 七十年代始，潘铭燊在传道做学问的间隙偶尔跟散文碰碰头，约约会，以至于他的朋友“一直都不知道他有创作之兴。〔9〕一九八八年始，他须臾不离他可爱的杂文，简直就跟杂文做了热恋的情侣。他之倾心创作，有诸多因素促成，笔者揣测不外如下几个主要的：一是《断鸿篇》的出版激起他的文学独创热忱。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囊括了近二十年的章文精华，《自序》里他说道：“正是这些不自爱惜的杂文，却包含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情、愿望、执着和偏见。重读之下，比学术论文更能引起一己的激动和低回。”〔10〕加之学术著作的大量积存，不易与读者沟通，他因之对自己的策略来了个重新选择：注书、研究书不如著书、创作书；二是恰在八八年底，《星岛日报》副刊的何锦玲女士，邀他和梁锡华、黄维梁三支学者健笔在“星辰”版上开“三思篇”专栏（此栏开了七年，至今仍在“后行”着），这个恰逢其时的机缘，无疑推了他关键的一把。无数事实证明，有人约稿，有人催着写作，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动力。三是，八九年二月他离港赴加拿大定居，他能随身携带的书只是很小的一部份，做学问恐怕没有在香港方便。加之新的环境和心境不断刺激着他，这对于创作更是难得的机遇。四是他在中文大学的朋友余光中、蔡思果、梁锡华、黄维梁、黄国彬等一手做学问，一手创作的生活方式给予他深刻的吸引也说不定。五是，实际上在他的心中很久就埋藏着一种理想，要发出一种乃至许多种心灵的声音，以回响于社会与人群，而这种音响只有在他的杂文创作中才能铸造出来。还有什么其它外部和心理的动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一发而不可收，从此香港文坛多了一个有份量的杂文家，世界华文界又多树立了一株学者散文的大笔，这是不成疑问的。目前为止，潘铭燊已出版的散文集有《断鸿篇》〔11〕、《三随篇》〔12〕、《车喧斋随笔》〔13〕、《温哥华书简》〔14〕、《廉政论》〔16〕、《人生边上补白》〔17〕等七种，本文所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些作品，是一个纯正而深厚的学者用另一种心情、另一种话语构造的性格；是一个严肃而有胆略的文化人为中文文学沉积的化石，它们“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18〕又渗满了民胞物与的襟怀和社会的良心，还闪耀着久违的中外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艺术光泽。敲打和剖析它们，我们也许会有不少新的发现。 上篇 潘氏的三百余篇作品，除早期少数几篇可划入叙事抒怀的散文外，绝大部分都是正经八百的杂文。杂文为散文之一型，是一种文艺性的议理小品，作者往往站在个人与公众的共同立场，饱含激情去观察、评价社会与时代、笔头所触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因此带着强烈的社会性与时评性。余光中说：“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凡知识分子都可以执笔”。〔19〕写不是难事，不过应有高低层次的不同。杂文家写什么，他的兴趣投射在哪些题材上，他如何挖掘作品的意义，并让其有力的影响读者，在在都检验着杂文家的性情、格调、学殖、好恶、以及他怎样对待个人、大众、时代、社会、历史与世界等等，这里面藏着很重要的价值观。 一 潘铭燊笔所触及之处，很大一部份是我们不可逃避的人与人形成的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平常又平常、复杂又复杂的社会生活。这是作为社会之一员、一个踏实而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从空间上看，潘氏散文展开最多的无疑是他身历其中的香港和温哥华社会。同时，由于他的经历和阅历，又遍涉大陆、澳门、台湾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欧美社会。譬如香港交通的阻塞；店员不同的脸孔、态度与类型；盂兰节烧衣的迷信活动；吸烟的环境及其危害；学生与老师的隔膜；交通警维护法律的举动；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现状；教授的寡闻及待遇的低微；文人的官司及版权法的建立；澳门的暴力现象、台湾的议价之风和扎纸冥器；美国枪械泛滥、连学生读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以及精美的却在风沙之中忍受着富商巨贾的俗眼；还有超越地域性质的婚姻问题、“手巧”比之“心灵”是否就不重要的问题、社会是否该绝对公平的问题等等，大凡有意义的事件、人物、见闻及各种现象，他都放在自己理性的天平上称过，眼界开阔、态度恳切，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甚或连家人也逃不过他的微词，有着非常鲜明的是非观。况且，潘氏对繁杂微妙的生活现象决不作简单的判断，也不会批一通就了事。在《一声得人方恐》〔20〕中，他说明七年前《烧衣》〔21〕一文的末尾，“倡议禁绝的只是烧衣那个习俗。至于开坛建醮、迎神赛会、营斋供僧、念咒唱呗……种种庸人自扰的活动，却不在我反对之列。我更不会反对盂兰胜会背后的孝道，虽然孝道其实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在巧妙的是非中，我们读到了他顺乎习俗的主张。最后他写道：“烧炮仗不是被香港政府禁了而至今相安无事吗？由此可见，风俗并非不可移易的。”随着时代的更移，革除陋俗势在必然，且对于现代化的大都市尤为必要。一个方面，潘氏关注着“理想的社会”“最好的制度”〔22〕应该是怎样的：“用人不以材，政治如何可以搅好？”〔23〕这些且高且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潘氏关心日常生活甚至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生活的秩序》（之一），《生活的秩序》（之二）、《衣着》〔24〕等篇；涉及到百姓起居穿着的细枝末节，以至于我看了他的文章，不得不下决心动手整理我的书房和书桌，因为我担心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或跑掉了本来属于我创造的“一首传久行远的新诗”，可见潘铭燊有关社会生活的杂文展开得多么细微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