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

      德国是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便从国家实有和应有的空间形态出发，通过分析国家与其所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力图揭示影响国家权力兴衰起伏的重大规律性因素，开启地缘政治研究之先河。在他之后，包括约瑟夫·帕奇(Joseph Partsch)、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在内的一批德国学者，在历史归纳与地理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德国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据此为20世纪初叶的德国谋划一种足以克服“地缘困境”、夺取霸权的“应有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埃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伍尔夫·萨沃特(Walf Siewert)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学者在部分吸取了拉采尔、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帕奇、瑙曼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Mahan)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等人观点的基础上，以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与1924年创办的《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为主要学术阵地，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现状与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预测，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很多概念与命题，如“有机体”(Organismus)、“生存空间”(Lebensraum)、“中欧”(Mitteleuropa)、“东进”(Drang nach Osten)等，得到了包括希特勒、赫斯等人在内的很多德国政治人物的赏识与引用，直接参与塑造了1933年之后纳粹德国对外战略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影响，德国地缘政治研究也因此发展到其历史的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因其与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紧密联系而受到世界各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一致谴责。1945年纽伦堡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一份报告对“德国地缘政治学”做出了如下评价：“是豪斯霍弗而不是赫斯为纳粹的圣经(即《我的奋斗》)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德国)地缘政治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它是一个致力于征服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并进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实际上，希特勒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煽动暴民的代言人，豪斯霍弗则是希特勒知识内容的主旨”。①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以1946年豪斯霍弗夫妇自杀身亡为标志，“德国地缘政治学”成为纳粹疯狂野心的殉葬品，随“第三帝国”一起遭到了彻底毁灭。出于这种原因，“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战后很长的时间里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建立于地理决定论基础上的“伪科学”，一种为纳粹扩张、帝国主义以及种族灭绝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邪恶代言人”与“知识滋补品”②。受此拖累，“地缘政治”一词也最终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知识毒药”和“学术禁忌”。③

      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以苏东阵营瓦解、冷战结束与德国重新统一为标志，战后欧洲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分裂与武装对峙局面被完全打破，欧洲乃至世界的空间权力结构得到了革命性的重组。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骤然崩溃、新的国际秩序仍未完全形成的复杂历史背景下，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知识界开始寻求采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视角，以求对冷战后欧洲政治的权力格局与空间秩序进行深入解读，地缘政治也因此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当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弗兰克·艾伯林(Frank Ebeling)、阿尔弗雷德·赞克尔(Alfred Znker)、弗里克斯·布克(Felix Buck)等人为代表，部分德国学者开始在重新认识评价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学术意义、历史影响与战略得失的基础上，鼓吹以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与分析两德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为德国的对外战略与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在冷战后德国的国内政治舞台上，这些学者的思考和言论还远未占据公众政策辩论的中心位置，其观点视角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刻意忽视甚至不断排斥，但地缘政治研究在德国的再度出现，反映出在重新统一后的社会背景下，德国国内社会在分析国际政治形态、谋划德国对外政策等问题时，在立场、方法、视野上所出现的重大理论分歧。因此，认真考察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政策主张，对我们认识、理解冷战后德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心态的发展，分析判断其未来政策走向与在欧洲及世界政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评判当代西方地缘政治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辩护与反思

      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再度兴起，首先建立在重新认识、评价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特别是以豪斯霍弗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之上。当代部分德国学者力图通过发掘德国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思想文本，重新解读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与基本逻辑，“辨析”或“去除”那些被纳粹套用从而被“扭曲”的“杂质”，从而对其研究目的、方法表述与历史影响进行一种新的，或者如他们所言，较为“中肯”的理解。

      本此目的，他们大多选取了两战期间“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领军人物豪斯霍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当代学者艾伯林在重读了豪斯霍弗的生平与著述后指出，从政治背景方面考究，豪斯霍弗实际上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一名“反现代主义”的政治保守主义者，但绝非是一个纳粹分子，“只是一个完全由爱国主义所驱动，极具天赋，有时或者有点偏激的学者”。④豪斯霍弗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将地缘政治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足够实践指导意义的应用科学，帮助国务家与普通公众更好地理解、权衡地理空间对于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治国之道”的限制性因素，顺应他所发现的所谓“地缘政治规律”，从而将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灾难性境况”中摆脱出来，而这几乎是两战期间所有德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共同目标。艾伯林指出，与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现代主义和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同，豪斯霍弗的保守主义立场使他并未将冲突与战争视为国际体系与历史进程的本质或常态，相反却是国务家与主政者不了解地缘政治规律所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对于那些致力于根本性颠覆现有秩序的理想主义激进政策往往抱有本能的怀疑态度，认为此类政策实质上是“对国际共同体的空间演进所进行的人为且无效的干预”。⑤出于这种原因，艾伯林相信，豪斯霍弗实际上早就暗示：由于建立在无视地缘政治规律的基础上，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承受失败的命运，这种扩张主义政策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无知者的错觉”。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