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通过，为美国政府及宗教和人权组织介入所谓国际宗教人权领域，提供了“脚手架”。①该立法运动在美国宗教行动主义者之间建立了互信和联盟关系，并夯实了宗教倡议的“基础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美国宗教团体就已开始介入苏丹内战，发动了针对苏丹的(宗教)人权运动，使美国国会在2002年通过了“苏丹和平法”，成为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后宗教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显例。 “苏丹运动”或“苏丹联盟”是美国宗教和人权团体自20世纪末以来又一次关于所谓人权和宗教迫害问题的力量集结，近年来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②在苏丹运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针对作为“宗教迫害典型”③的苏丹政府，美国宗教团体再一次结成“非常同盟”。该联盟不仅囊括了参与“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立法运动的几乎原班人马，而且还得到了非裔美国人尤其是黑人教会的支持，唤起了美国民众和政府对“非洲被遗忘战争”的关注，把“宗教人权问题”再次列入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议程。 美国宗教和人权团体的苏丹运动大致可分为在时间上有部分重叠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2年“苏丹和平法”的通过以及同年早些时候苏丹政府与南部反叛组织签订“马查科斯协议书”，该阶段苏丹运动主要关注的是苏丹政府的“伊斯兰化”政策以及所谓对苏丹南部基督教徒和原始部落宗教徒的迫害；第二阶段开始于2003年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全面冲突之后，该阶段美国宗教团体主要关注所谓苏丹政府针对该地区黑人部落的种族灭绝问题，后来还把运动锋芒直指在苏丹冲突问题上持公正态度的中国政府，把一场人道主义救援和反所谓人权和宗教迫害的运动演变为一场捣乱北京奥运会的闹剧。此举不仅暴露了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的局限性，也标志着该运动的式微。因此，苏丹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及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提供了又一重要案例。 一、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 尽管对海外宗教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美国的民族偏好，但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并不特别重视宗教。除一些个例外，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所强调的是一般地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采取具体、直接和单边的干预行动。这主要是由美国当时以地缘政治为核心的外交战略考量所致。在冷战的岁月中，人们普遍认为外交政策不应涉及宗教，此种忽视外交政策中道德和宗教因素的观念显然是受世俗现实主义的影响，被批评为“启蒙主义偏见”。④与此同时，宗教团体的议题过于广泛，缺乏目标、共识、专业知识和游说力量，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持先知式不妥协的道德立场，也是其影响较弱的重要原因。⑤ (一)国内外背景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这有其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首先，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较多顾忌地缘政治因素而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特别目标，为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占据道德高地。后冷战时期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成了服务于“民主扩张”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途径，⑥宗教于是便成为“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⑦国际恐怖主义和“9·11”事件的发生，更使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宗教自由看成是核心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把“对宗教自由、人权以及国家安全的关注融为一体”，⑧在海外倡导和推进所谓宗教自由已成为自越战期间在美国对外政策上“两党一致”破局以来新的外交政策“意见一致”。⑨ 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复兴趋势，但宗教增长在世界许多地方也造成更多政教冲突。与此同时，世界基督教的重心也发生了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⑩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督徒居住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或按西方标准信教尚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加上电子互联网的即时和便捷性，使美国政治和宗教右翼极易利用这些基督徒的境遇在美国迅速增长的福音派中进行政治动员并建立组织网络。正是基督教全球分布格局的变化使主要由基督教右翼发起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得到美国其他宗教和教会组织的支持，并成为美国“福音化”的外交政策集中关注所谓宗教人权问题的原因。 第三，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觉醒”，是近30年来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11)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上是宗教自由派关注的领域，然而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宗教问题的非疆域化，也使基督教福音派在对外政策上从传统孤立派和“沉睡巨人”(12)转变为最新锐的国际派。基督教福音派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危言耸听地把基督徒说成是世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13)此种言论极具煽动性，足以触动本国教内外人士的神经末梢，成功地将该派的外交政策议题转变为跨宗教、跨党派的普遍议题。(14)“9·11”事件使原先在教会和神学传统上不同甚至对立的广义基督教团体更具“普世受难”意识，推动了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宗教倡议运动，对行政部门贯彻落实所谓宗教自由立法造成持续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