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以来，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浪潮从北非席卷大多数中东国家：执政多年的政治强人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相继在国内民众大规模抗议和军方的压力下黯然下台；反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抗议浪潮迅速演变成一场内战，多国部队随后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国际刑事法院于2011年6月27日以“反人类罪”对卡扎菲发出逮捕令；也门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总统萨利赫遭炮击出国疗伤；叙利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牵动着国际社会多方神经；巴林、约旦、沙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从全球范围看，这实际上是新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发生在该地区的一次“板块地震”。本文以2011年中东的政治变革为缘起，通过分析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揭示其内在规律，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国家的政治转型做前期铺垫。 一、政治因素 在世界政治史研究中，威权主义政体（Authoritarianism Regime）是介于民主政治和专制体制之间一种较为温和的过渡形式。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政治选择，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秩序，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之目的。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些政体与20世纪上半期的威权主义存在着明显差别，又被称作“新权威主义”。相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新权威主义”更具开明性，更加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新权威主义”者在理论上援引亨廷顿的政治学说，此种政治模式由于借鉴了英美自由民主政体的外壳，具有明显的现代变革导向，因而有别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同时，它又反对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侧重以强制性的权威意志作为稳定社会秩序、推进经济改革的基础，所以又具有强烈的集权特征。具体到中东国家，则指已实现政教分离或事实上政教分离的国家，它们实际上仍实行集权统治。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集中在世俗的一人、一党、一派手中，其统治权威主要不是源自传统，而是源自20世纪产生、发展起来的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在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涌现、成长起来的传奇式人物之人格魅力、丰功伟绩，同时借助其控制的军队、政党。这类国家有相对完整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有一定的民众参政渠道，但是民主程度还有所欠缺。② 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继承了处于分化中的传统社会：民族主义激进情绪支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抛弃传统社会而另辟炉灶的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官方政策。③ 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先进技术的输入，使得这种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这些国家逐渐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传统社会分化与现代社会发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状态逐渐成为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对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的阿拉伯人来说，不存在清晰的行为和信仰准则。一方面，传统社会不再完全是他们效忠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也未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制度供给模式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步和国家发展。这些国家传统的政治模式均具有鲜明的“奇里斯玛式”魅力型色彩，其统治规则“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达到他自己垄断权力的目的，并且拒绝给予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④。这一模式被认为是不稳定的统治类型，“它无法稳定地保留下去，它要么与传统权威结合，要么与法理型权威结合，要么二者同时兼备”。⑤ 由于在政治发展中的滞后，阿拉伯国家政治专制与保守普遍存在，政治张力加剧。尽管它们对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本质上仍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进而成为民众采取抗议手段试图颠覆的对象。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就愈严重。在此期间，中东国家也面临着转型带来的“阵痛”：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步成熟与壮大，他们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诉求是或早或晚的必然，而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可能自甘放弃已经获得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身份的更替自然会导致政治、经济等物质利益层面的冲突；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及文化要素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也都会因社会转型而凸显出来，从而造成文化利益层面的冲突。面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国家普遍采取赶超战略，政府被赋予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它们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多重任务。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家长式”角色使其常因“超载”、供给能力下降而面临发生危机的风险。为了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统治者往往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变革为许诺来获取公众信任。但事实上，许多“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⑥。 事实上，作为全球君主制、家族式统治和强人政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此次发生政局大动荡的中东国家从所谓的“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之过程，既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高风险时期，也是一个冲突迭起的结构调整时期。这些国家尚未改变执政党长期占主导地位和总统个人集权的政治格局，没有充分利用政治革新的机会。原本的强人政治或威权政治模式已经无法维持。特别是当阿拉伯产油国私人资本迅速扩张，财富愈益集中在少数上层群体手中时，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并导致社会变革动力不断增强。国家对部分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统治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使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结构，难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从而使民主化进程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这一社会结构注定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出现动荡在所难免。⑦ 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正设法令原本死气沉沉的阿拉伯世界复兴。⑧ 20世纪50年代以来，阿拉伯人开展反殖民斗争，领导人有自己的立场、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还设定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反抗外国统治的任务。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伟大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虽然不都是成功的，但却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然而，如今它完全失去了斗志，除了等着看别的国家准备怎么做，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明确和有效的方法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它们奉行的政策又违背了民众的意愿。阿拉伯领导层是消极被动的，即使积极主动起来也软弱无力，这和阿拉伯阵营力量的下降密切相关。曾被视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埃及，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丧失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在伊拉克问题上不见踪影；对伊朗政策一直限于抗议、抨击和侮辱；在与叙利亚的较量中没有占到上风；在争夺对黎巴嫩的影响时也输了；对阿以和平进程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就这样，社会成员过高的政治期望与政府过分低能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随着不稳定因素的逐步累积，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并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