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其二，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首要议题。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哥本哈根谈判成为新一轮全球利益分化和力量组合的分水岭。清洁能源将引导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分工体系。其三，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这是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国家首次遇到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挑战，世界力量重心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转移。上述三大机遇中，新兴大国整体崛起是最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它决定着其他两大变化的进程。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首先提出“金砖四国”这个概念。他在2003年预言，到2050年这四个国家将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系，他们的生产总值将超过西方七国，而他们的八亿中产阶层也将超过美日欧的总和。 从“金砖四国”的概念出现，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只用了八年的时间。它代表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新阶段。 金砖国家崛起标志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金融危机首先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比重则从2007年的28.2％上升到2008年的31.2％，预计2013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7.7％。其中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11.92％上升到2008年的14.3％。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金砖四国占全球金融产出的比重15％，人口占全球42％，国土面积占26％，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50％，持有全球外汇总储备的四成多。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进入世界前六位经济体的排行榜。 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速度。与此相应，新兴大国在国际贸易、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影响也大幅度上升。这个现象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权力正在转移。 这次危机证明，世界经济的增量主要来自新兴大国。有人预测，到205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50％。这个预测在这次危机中得到部分证实。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其中又以亚洲新兴经济体最为突出。从长远看，金砖国家具有长期稳定增长的巨大潜力，它们拥有的人口、土地面积、市场容量、自然资源的相加之和都是数倍于目前的西方七国。新兴大国之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具有较强的抗压性，除了它们的经济结构中虚拟经济比重较低以外，还在于它们的内需市场弹性很大，仅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人数就几乎与西方七国的总人口相当。而且新兴大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后期，与西方大国所处的后工业化阶段相比，其增量空间显然要大得多。 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从边缘移到中心 正是这种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使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G20逐步取代G8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地位，从舞台边缘移到舞台中央。G20的构成本身说明，离开新兴大国的参与，任何当代全球问题都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权和投票比重提高近5个百分点，尽管没有“颠覆”美欧的统治地位，仍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以往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之间展开磋商。但是，在金融危机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西方七国就接受了G20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飞跃。 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和世界权力的转移使G8陷入“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危机。G8名义上是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实际却是当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核心。其成员构成反映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际力量结构，其代表性和合法性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因此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G8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G8绝不可能再有效地管理全球经济和重新塑造全球化进程。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G7财长会议首先倡议成立了G20，就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与新兴经济体进行磋商。后来又于2003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G8峰会上，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此后，在2005年的苏格兰鹰谷峰会和2006年的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等新兴大国领导人也都应邀与会，就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问题与G8首脑进行讨论。这些对话都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好评。但问题是这些对话都是些临时性安排，完全取决于东道国领导人的意志。2004年美国主办G8峰会时就没有邀请中国等国家。再者，在议题设定方面，G8峰会主席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太多。这些都不利于G8整体利益的实现。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治理中心，G8必须创建一种能够与新兴大国长期合作的机制。 在合作机制的建设上，G8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让哪些新兴国家一道参与全球治理；二是让这些国家以什么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G8与新兴大国建立的合作机制需要满足两个原则：一是能解决G8在全球治理方面效率低下的缺陷，可以充分应对全球挑战；二是能确保G8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让新兴大国参与其中只是为了让它们帮助分担责任，而不是为了让它们分享权利。美国接受G20并非出自本意，而是无奈之举。美国并不希望G8从此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它最终可能会接受C8扩大的设想。这又存在三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