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5－0004－14 一 引言 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彼此间既有联系但又时常冲突的传统，是采用经典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显著标志之一。尽管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分类方式，但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却以独到的见解和深邃的思考为此后历代国际关系研究者（尤其是英国学派的学者）所重视。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中著名的英国学派主要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性概括地说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怀特提出的三大传统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历史上的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的最杰出、最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之一，其学术成就几乎无人望其项背。其次，怀特提出的三分法非常明显地贯穿于英国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因此对三大传统的系统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英国学派特有的国际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最后，怀特提出的三大传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经典方法”的若干基本特征，这种方法对构建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① 尽管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迄今为止，有关怀特三大传统分析模式的本体研究却较罕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中提出的，但他的讲稿却一直到1991年才得以出版。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只有通过他人介绍才能够领略其概貌，而这点无疑是限制了怀特思想的影响。其二，怀特是二战后历史上少数几位始终坚持以经典方法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科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学派格格不入，因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特有的美国属性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怀特思想的认识和把握。② 鉴于怀特所构建的三大传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从四个方面（即怀特构建的思想传统的内涵与本质、三大传统的主要分野、思想传统与经典方法、三大思想传统对中国研究者的启示）来分析和阐述三大传统的思想风貌及其蕴藏的哲理内涵，而这点不仅对理解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方法”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构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历史传统”与“分析传统” 通过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系统研究从而发现或构建不同类型的思想传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乃是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首先提出，并且由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约翰·赫兹（John Herz）随后又加以明确界定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思想传统。③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发现或构建的思想传统大致可服务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目的，即学术史研究和理论的构建：前者是指通过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勾勒出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轨迹和智识渊源；后者则指研究者基于特定视角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以此来阐述自己对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认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研究目的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实际上存在有两类不同性质的“传统”，即历史传统（historical tradition）和分析传统（analytical tradition），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传统间的界限和分歧，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障碍，且很大程度上是导致人们对各类思想传统进行诟病的主要诱因之一。④ 在理论上，历史传统就是指一种由“前人构建或自我构建的、各种观念能够通过它在一种可以辨识的确定且具体的话语性框架中得以传播的常规性实践模式”，无论是何人或何时构建的历史传统，其目的都是为了要还原和追溯特定的观念或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本来面目，即是为还原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不是为任何其他目的而研究历史。与此相反，分析传统则是指一种由研究者根据“当下的标准和关切以追溯性方式构建起来的思想产物”，即分析传统是研究者根据其特定的标准和关切从而认定某些观念、主题或文本存在有本质上的相似性而得以形成的，分析传统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还原思想发展的实际历史，而是为研究者特定的学术目标（即立论或反驳）服务的。⑤ 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分析传统而不是历史传统，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并不是代表历史上经典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而是怀特根据自己的标准和关切构建起来的产物，怀特三大传统的“分析”特征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怀特构建其三大传统的根本目的，二是怀特本人对传统的特定理解。 怀特构建三大传统的首要目的是反对卡尔在20世纪30年代对国际关系思想所做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种简单划分。怀特认为，卡尔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这种划分乃是一种“病态局势”的反映，这种局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鼎盛时期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冷战政策初始阶段，虽然这种简单划分不失为一种对“病态局势”的有效诊断，但如果真正以此作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础则显得过于狭隘，因为这种简单划分根本无助于正确地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结构特征。⑥ 与卡尔的看法相反，怀特认为“纵观马基雅维利以来曾经探讨过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卓越学者以及在这个领域中曾经广为流传的主要思想，我们显然可以将这些学者划分为三大派别并且将这些思想划分为三大传统”。⑦ 怀特对卡尔思想的最大修正是他在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种极端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派别，即理性主义，怀特界定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核心是所谓“国际社会”的理念，这也是怀特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贡献。⑧ 怀特构建三大传统的另一目的是展示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在延续性，即每个时代的问题不过是某些同样核心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怀特在讲座的导论中曾经引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来阐述他对国际关系思想本质的认识：“很难相信，有多少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体系一直在不断地经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再次被忘却、过了不久后又重新出现的过程，它们每次出现总会带给世界以魅力和惊奇，仿佛它们是全新的，这种情况真正见证的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恰是人类自身的无知。”⑨ 正是秉承与托克维尔相同的理念，怀特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最佳方式是研究历史上那些从事过类似研究的最杰出学者，“以重新发现一直在人类中广为流传的这些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并且将它们简化为少数几种思想体系——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做出判断”。⑩ 怀特对国际关系思想内在延续性的认识意味着他构建传统的根本动机之一，是以此来反对那种将当今世界的问题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企图以及那种将无穷的选择当作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倾向，即思想传统在怀特的眼中也是他用来克服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固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有效工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