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巍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传记乃至文学评论等领域都有可观的建树。 他写报告文学作品从抗日战争初期他投身人民军队起就开始了。数十年间佳作迭出，最为脍炙人口的当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组作品。这些作品融叙事、写人、抒情于一炉，深刻地揭示了志愿军战士高尚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热情地歌颂了他们那种炽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那种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最可爱的人”这个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称呼一经被作者喊了出来，随即风靡全国，成为对于人民战士的一种最崇高的赞誉，成为我们时代所创造的一个最有生命力的词语。 诗歌是魏巍运用文艺投入战斗时最早选择的武器。他的政治抒情诗形式多样，有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有信天游式的民歌体，也有两句一节或四句一节的新格律诗。不论哪种形式，都诗意盎然，生活气息极浓。这些诗句是那样扣人心弦，发人深思，更像是针对现在吟咏的一样。魏巍具有诗人的气质，因而他笔下产生的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都饶有诗意。 魏巍的散文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思想杂谈。从1954年起，他曾多次应《中国青年》等刊物和报纸之邀，积极参加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他的许多文情并茂的散文，从五六十年代的《幸福之花为勇士而开》、《春天漫笔》、《夏日三题》、《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到八十年代的《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等，就是为此而写的。他向青年人，特别是石油院校的学生作过多次讲演，也属这一类。这些散文纵谈生与死、个人与集体、劳动与享受、吃亏与革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青年人极为关注而又认识模糊的问题，采取平等交心的态度，以真情实感阐述真知灼见，娓娓道来，使人如坐春风。魏巍把这些作品结集时取名《壮行集》，意思是为那些走向生活的青年朋友壮行，为他们献身“四化”的伟大实践壮行。有位青年把有魏巍文章的杂志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30年。这是多么感人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它告诉我们，文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能够发挥多么崇高而美好的作用！今天，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多么需要魏巍这样的散文呵！实践证明，有崇高理想的人讲理想，有坚定信念的人谈信念，才能说服人，打动人。魏巍正是这样。他的这些散文堪称情与理的统一，艺术与科学的统一，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统一。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都能像魏巍这样，谈自己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东西，谈衷心热爱并赖以生活的东西，谈感受真切和阅历较深的东西，那该多好呵！ 魏巍在创作之余，还从事文学评论。由于他本身创作经验丰富，对生活非常熟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评论文艺现象时就切中肯綮，绝无隔靴搔痒之弊，并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不乏创见。1957年他写过一篇关于“本质论”的文章，对文艺要不要反映生活本质和怎样反映生活本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学作品，当然不应罗列生活现象，而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但是生活的本质不能是简单的图解，而是要通过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所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体现的。”这不仅在当时对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失为一剂良药，对于今天那种根本拒绝典型化，“反对对生活原生态作任何更改”的倾向也是有力的针砭。魏巍的文学评论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立论准确、深刻，行文生动、活泼，具有艺术魅力。 2 魏巍先后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和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 《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作者匠心独具地从主人公郭祥回乡探家展开故事，从而写出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在中国农村各阶级中引起的不同反响，勾画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氛围，揭示了当年在建国伊始、困难重重、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出兵朝鲜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表现了毛泽东作出这一英明决策的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胆略。小说人物众多，其中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至少有20多个。人们读后不禁掩卷惊叹：这本书里有多少使人喜欢、使人景仰、使人深思、使人怀念的优秀的人呵！丁玲曾经说过：“《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这个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地球的红飘带》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魏巍不满足于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除进行大量采访外，曾两次沿着长征路线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经过数载结撰，终于使这一壮举在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小说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从湘江战役写起，中经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过草地、巧夺腊子口，直到哈达铺整编，差不多反映了长征的全过程。其间描写沿途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自然环境的严峻和险恶，革命领袖的睿智和胆略，红军战士的忠贞和无畏，党内斗争的尖锐和复杂，敌人营垒的凶狠和倾轧，无不历历如绘，真切感人。尤其可贵的是，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包括我党我军的高层领导人和普通指战员，国民党反动派的最高统帅和地方军阀，都刻画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聂荣臻曾经写道：“作品中出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的形象，写得很像，很活，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和战友，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他称小说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这位曾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了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充分说明了作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