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际共管、共治、共赢、伙伴关系、相互依存等概念早已超越了纯理论的话语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并得到越来越多主权国家的认同。早在十多年前，世界各国领导人分别就消除贫困、饥饿、疾病、人类安全、民主、人权、治理、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歧视等议题，发表了《千禧年宣言》，以创建一个美好和平的地球家园。然而，现实中大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地缘政治的扑朔迷离、恐怖主义的泛滥、无核化谈判几陷僵局、贸易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国家因债务危机面临的可能破产、气候协议谈判几经搁浅，甚至维基“泄密”效应引发的政治冲击波等事实，似乎让人们质疑《千禧年宣言》的实现可能性、质疑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健康发展。相互交织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多种因素给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重建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人类的安全与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人类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如何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安全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行动上兑现《千禧年宣言》所做出的承诺？如何促进区域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避免地缘政治思维的回归？如何确实促进联合国改革，比如就常任理事国问题及国际安全议程达成共识？如何认识宗教对现实政治的杠杆作用，特别是其化解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作用？ 不难发现，隐含在以上问题之后的是认同问题。问题的症结主要涉及了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全球认同实现的相互关系问题。① 本文的一个假设是：既有认同不仅仅是对以往认同的继承，也是过渡到未来认同的前提和条件；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实现有碰撞、分离、甚至冲突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着天然的重叠、交叉和融合的另一面。总的来说，人类的认同朝进步的方向发展，全球认同的实现是一种历史必然。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全球认同生成的路径和困境展开，即通过对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区域认同、全球认同几种体系认同生成和转换的论证，试图阐述认同的生成是一个历史和进化的过程，其过程不乏矛盾、迂回、冲突但又始终在进步和完善。为了避免论证过于抽象和空洞，本文适当结合历史和现实中的案例进行了说明。 一、国家认同 之所以把国家当作一种认同，是因为国家不仅是实在的物，具有人口、领土、政权机构、军队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的东西，更重要的它又是一种历史的观念，或者说“在某些更重要的意义上，国家更多是一种为群体所共有的观念——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② 必须承认，国家认同并非是固有的，因为国家的生成并非呈线性发展而是集体认同不断进化的产物。 在远古时代或前国际体系阶段，人类的意识处于茫昧或混沌阶段尚不足于具有认同意识，③ 因为在现代国家主权认同生成前，人类社会或许经历了混沌认同、原始认同、古典国家认同的漫长历史时段。众所周知，三十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从法理的层面第一次将民族国家当作一种集体认同的产物并被承认与倡导。当时，尽管这种认同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相对过去的教皇治权而言，对基于王权的国家认同终于占了上方，特别是它为以后新型的现代国家认同生成做了较好的铺垫。显然，这正是政治学者将三十年战争当作一个国家性能从宗教国家到世俗国家转换的分水岭。试想，设若国家的组织形式一直徘徊于教皇或国王的治权，那么“教皇即上帝”、“朕即天下”不可能过渡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 进一步说，从国家认同对国际体系构成的贡献看，对国家的认同构成了组成国际社会的要件（在很长的时段内，国家曾是唯一的要件），所以才使国家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和“排他性”，而在体系层面对国家的认同又构成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和国家内部的有序运行。须知，国际体系生成的条件是单元体之间在利益、安全、合作、互动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和就此达成的基本认同，遑论是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方式。 然而，就进程而言，特别是在体系层面，对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认同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在认同上升的路径中担当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正是国家存在的法理性之所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一以贯之，或者说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亘古不变呢？即从体系的变更而言，这种无政府性是否意味着单元体的安全保证只能通过“均势”、“结盟”，或“帝国”、“霸权”，或“战争”、“暴力”的方式实现——使得基于全球利益认同的实现成为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 诚然，就现阶段而言，国家对安全的认知、感觉或觉悟是层次不齐的。并非所有的规范、条约能得到有效实施或贯彻，其原因不是机制本身存有问题，就是被个体意义的国家利益所凌驾。显然，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集团倾向乃至意识形态将在相当长时段内存在或延续，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特征。所以说，对威胁的认知、安全的博弈，对挑战者的警惕，以及在金融、信息、技术、领土、资源等领域的争夺将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这并非说对国家认同从内容到形式是亘古不变的。 亚历山大·温特曾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作过一个精炼的假设：无政府文化并非呈单一的形式，霍布斯式文化过渡到洛克式文化、康德式文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可建构的过程。就认同过渡而言，认同在不断提升、发展和进步。这种推断告诉我们，认同的生成是一个过程，既有的认同并非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更。显然，尽管国家认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并非意味着主权将在短时期内消失。当下的世界或许仍处在一个“后主权认同”状态，其特征是单元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发展。④ 在这个时代，国家认同的理念已经超越了霍布斯倡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思维框架，超越了马基雅维利给当政者提出的“不择手段”的警示，超越了汉斯·摩根索等所标榜的“权力政治”时代。简言之，在单元体层面，“软实力”与“硬实力”并存，在体系层面，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已成为一种文化而得到广泛认同。这是对传统国家认同的一种提升，也是对主权理念的一种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