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但它仍是国际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俄罗斯问题研究也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并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色。①近年来，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成果丰硕，老中青三代俄罗斯问题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视角，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对外政策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断深化对俄罗斯的认知。然而，国内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的“俄罗斯学”。尽管2006年8月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提出了“创立跨学科的俄罗斯学”的倡议，国内学者对如何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②但现实中，国内的科研教学管理体制、学术资源分配模式、人才分布状况以及学科建设本身的难度，使中国的“俄罗斯学”仍处于酝酿阶段。本文无意就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提出宏大设想，仅对如何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谈一孔之见。③ 一、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客体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和国际关系主体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是，俄罗斯寻找自我的历程并未结束，俄罗斯深刻的全方位社会变革仍在继续。可以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国内与国际的互动，让俄罗斯所走出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层层涟漪。 那么，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研究客体面前，我们究竟如何确定我们的研究重点？如何确定中国的研究视角？2000年，李静杰先生提出中国的欧亚学界要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取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推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和合作的国际环境”四大课题。④10年过去了，中国俄罗斯学界的同仁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相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和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形势变化的细微末节，更要将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 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要把握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两条主线。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迁，以1993年宪法为基础，俄罗斯当代宪政制度的主干得以确立，总统制、联邦制、政党制运转基本正常。然而，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制度的更替绝不像换穿一件外衣那样简单便捷。因为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基本制度框架是由各个领域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社会转型必须以具体制度的更替作为基础，必然会遇到各种利益（或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必然会遇到新旧观念的碰撞。”⑥回顾俄罗斯近2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当代政治制度经历的迂回曲折。尽管俄罗斯宪政制度的主干依旧，但其实际运行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从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寡头干政到普京8年的重塑威权、强人治国，再到“梅普组合”下的“双头政治”，俄总统体制、政党体制和联邦制度都经历着微妙而又深刻的调整，总统与其他权力机制的关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联邦制的形式与内容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特点。那么，俄罗斯政治制度近20年来的变迁究竟折射出一个国家政治转型怎样的规律？制度性安排与“非正式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⑦俄罗斯当下的政治制度是更符合其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还是相反？它将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演进对其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将产生何种影响？俄罗斯20年来的政治变迁对于其他转型国家有着怎样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在过去了20年之后，俄罗斯与东欧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存在怎样的差别？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⑧ 与政治制度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它是影响俄政治变迁的更深层因素，也是决定俄未来发展的深层次根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多种政治价值观激烈碰撞、组合，并表现出西欧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冲突，传统平均主义、集体主义、人格崇拜等政治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思潮的冲突，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突。⑨尽管俄从叶利钦时代开始就寻求构建以“民族思想”为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俄至今仍未形成一种为多数社会精英与民众认同的主流政治思潮。即使是普京本人的政治思想也仍处于变动不居中，他一方面承认“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强势国家”才能作为俄罗斯社会创新的指导力量发挥积极作用，并“试图在完全不相容的两种观念中找到一种历史的妥协”。⑩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作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11)而当由他重建起来的垂直管理体系暴露出易受制度性腐败侵蚀且经常自行其事而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时，他又痛心疾首地指责“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利用已经取得的稳定局面去达到一己之私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12)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政治文化因素使制度性的政治安排发生了畸变？为什么在俄罗斯的政治运作中“潜规则”如此盛行？(13)当代俄罗斯主流政治文化的缺失导致了国家发展方向的模糊，当“主权民主”和“保守主义”似乎逐渐成熟并刚刚要占据主流的时候，(14)却又似乎已经落伍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需要。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的“全面现代化”思想直指“能源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腐败”等种种积弊，但它是否取得了全社会的共识？在激烈的权力与利益角逐面前，“全面现代化”思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如果再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路标转换”为什么如此之快？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坐标究竟如何确立？ 俄罗斯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仅就经济发展而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波峰浪谷。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波折起伏？叶利钦时期经济下滑的症结是否应单纯归咎于“休克疗法”？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难道只是高油价的结果？俄罗斯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产权关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宏观金融与货币政策等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在过去20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未来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如果说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导致了当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性后果，那么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重新引入苏联式垂直管理模式的做法究竟是促进俄罗斯经济8年高速增长的动力、还是让俄罗斯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祸首？(15)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全面现代化”战略直指能源与资源依赖的“要穴”并且描绘了“创新发展”的蓝图，但它是否符合俄罗斯的自然禀赋、经济现实、管理经验甚至历史传统？“全面现代化”的路线图需要通过怎样的架构、机制与利益主体去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