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目的意识——从与竹内好的联系所提起的 丸山升是继竹内好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日本鲁迅研究者。正是因为他们在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的这种地位，对于丸山的鲁迅论，以往的论者大都将其与竹内好并提来评价。其实，称丸山“突破”了竹内鲁迅论也好，认为他“把自己局限在竹内留下的空白中”〔1〕也罢，以竹内鲁迅论作为评价参照本身，就意味着是以承认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深刻联系为前提的。概括地讲，这种联系是在鲁迅研究的立场和观点等基本原则上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本质的贯通，是在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一个最为基本的命题——“为什么要研究鲁迅”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是主动地将鲁迅研究提高到中日两种文化间的相互审视、观照、比较和交汇层面上的主体性的目的意识。它在下面两个方面鲜明地反映出来，首先，从研究的出发点来说，他们同样是在强烈意识到了自身在思想、精神或情感上的某种需要，是在鲁迅对于日本、日本文化之意义这个层面来感觉这一研究的。因而，鲁迅研究就不仅仅是他们人生选择和追求的一个具体目标或能体现其“学问”的载体功能而被接受的，而是作为联系着自我人生体验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活动来操作的。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的一个基本原则，表现为他们是以鲁迅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的——首先使自己在心灵上与鲁迅相沟通，领会和理解鲁迅精神，再返过来以此观照鲁迅。通俗些讲，他们先“投入”到鲁迅那里去。获得一种方法原则，再从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角度出发，主体性地说明和阐释鲁迅。因而鲁迅精神的光芒也就自然投射进他们对待外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中。竹内好主张，“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前行到使自己也成为其中一部分的那种程度。”“应从这一对应之处出发来阐明自己的态度。”〔2〕丸山认为，外国文学研究， “从根本上说是于异国人中看到本国人，是于异国的他人处来观照出自己而进行的工作。”〔3〕这些与鲁迅所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4〕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似竹内和丸山这样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前三代研究者〔5〕的研究精神本质中，流动着明确的时代感、现实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们的鲁迅论更多地追求着纯粹学术意义上的作家论研究层面之上的一种文化比较批评的目的，他们将对日本历史、文化、现实问题的诸多思考带入了鲁迅研究。而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以鲁迅精神、鲁迅的“存在方式”为参照体系进行的对本民族文化反省、解剖和批判的理性活动的品格。如此而来，在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上，鲁迅也就不仅是中国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成为体现出一种文化传统艰难、沉重地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有“独立意识”的卓越代表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而所有这一切，又正是由研究客体本身的科学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所决定的，因而可以说，这种主体性研究目的意识之形成的更为内在原因，是研究者的精神追求方向和思索内容向鲁迅精神的内蕴及其构成方式主动“融汇”的结果。 在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的作用下，在研究过程的具体操作上，他们一般要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对鲁迅精神本质和“核心”处的探究和领会上来，将鲁迅精神本身视为一种面对、选择和“创造”历史的“方法”，继而努力挖掘和提炼其中充满着的求实精神和能动性，蕴含着的批判和创新机制，以及在这些内容中昭示出的对于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意识。因而比起对鲁迅文学具体的、微观性的鉴赏和分析，其关注的重点更在于构建出一种参照价值意义上的“鲁迅观”，这种“观”具有一种“样本”上的意义，特别是它充分显示出了研究客体（鲁迅）对于研究主体（日本人）的独特价值，从而也就有了建立起由中日两种文化间所有联系所决定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日本人心中的鲁迅”的可能性。与此相关连，研究者论说内容实质的内在取向一般不是在鲁迅政治性态度、立场的涵义上体现之，而主要表现为研究主体对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和阐发，它们包括了人的“思想”对现实关系的主体性操作；一种文化形态内蕴的哲学性启示；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其在历史进程中对自我意识、位置的把握等。我认为这种方法原则以及研究者彼此在自己的鲁迅论中体现出的价值标准和表现形态，揭示了任何一门外国文学研究的真谛，显示出其应有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日本的鲁迅研究是否具有不同于别国的鲁迅研究之独自品格这一课题时，更不能不体会到带有历史思维性的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关于丸山鲁迅论的评价——与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审评方式相关联的。 丸山说，“竹内虽然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但我的研究是从他的基础上出发的，要指明我与竹内鲁迅论的联系，简而言之，就是比起现在的研究者用‘脑’，我们那一代人是用‘心’来研究的。”〔6〕虽然，与其说这种深刻的联系是他为竹内所“局限”，不如说是如上所述的，丸山对自竹内始的一种科学研究精神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丸山以他自己对鲁迅独自的理解与阐述，以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结合，在深入的论析层面上建立起有异于竹内鲁迅论的全新的整体性的鲁迅观，在对新的审视框架和严密的逻辑表述的追求中，丸山拓展了认识鲁迅的思维空间。如果说竹内的鲁迅本体论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他以个人生命体验方式对鲁迅全方位的“接近”。其价值在于通过此而引发出的一种感受的活跃性意义上的领悟信息的丰富性、启示性和对客体再探索的诱发，那么丸山则以自己对鲁迅思想之构成和“革命”方式理解、论析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以其辩证的说服力直接在一种质的规定性意义上赋予人们以新的对客体的认知能力；如果说在这其中，竹内更多地取向于鲁迅作为个体生命发展形态的内容及方式对于知识分子在自我人生意义上的价值，那么丸山则通过鲁迅式的“革命”之内在品格以及映现出鲁迅精神的中国历史（革命）进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深刻地揭发出了日本人在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意识到的方法原则上的一种基本点的重要性，并且，也许正因为两种审视框架各自的鲜明性，反倒可以在对方处表现出自身的特色来。对竹内与丸山鲁迅研究的得失比较，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以为如果仅根据两者间的关连性，并且不细致分析这一联系的具体内涵及价值，便认为丸山的鲁迅论只是对竹内的“补充和完善”，那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