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与发展有助于解释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由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因素互动产生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搞好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需要借鉴国外学科发展的经验。2008年以来，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学者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的论战，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一次反思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难得机遇。

      本文首先梳理了2008-2010年英美学派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争论的基本线索，涉及的议题与方法论之争；其次，对英美学派对全球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学术反应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英美学派分野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最后，作者提出该场学术争论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思考与建议。

      一、“跨大西洋鸿沟”：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论战

      英美学派间的争论缘起于2007年，持续到2009年以后的学术争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中诸多重量级学者加入争论，使得论战向深度发展。这场争论是近年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通过论战，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学科的根本问题变得更加清晰。①

      论战始作俑者是美国国际货币政治问题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2007年，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题为《跨大西洋的鸿沟：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此不同》的文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特点进行了梳理。②在2008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一书中，科恩更系统地阐述了对两个学派的看法。③科恩的观点遭到世界各地的英国裔学者的反击，形成了一场迄今仍在热烈进行中的论战。

      （一）论战的缘起：本杰明·科恩的观点

      本杰明·科恩是美国加州大学分校的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金融货币政治研究的权威学者，著述颇丰。科恩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本体论方面的差异。美国学派仍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对主权国家的重视超越其他行为体。而英国学派将“国家”当作众多“代理”行为体之一；第二，认识论方面的差异。美国学派坚守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原则，认为它们是“硬科学”研究的两大支柱，其特点是通过演绎逻辑和简约推理寻求普遍真理，通过形式主义的(formal)研究方法检验假设，进而促进知识的积累。而英国学派在本质上更专注于“制度(institutional)”与“历史”的方法，在基调上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科学性的”；第三，理论层次的差异。美国学派更关注所谓“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建构理论的努力主要限定于“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izing)，强调研究更大、更稳定的结构中的重点关系。而英国学派更关注所谓“全面均衡”(total equilibrium)，理论建构属于“整体”理论，目标是研究制度转型或社会发展的宏伟远景；第四，最终关注的差异。美国学派认为，理论解释的目的是确定因果关系，“其野心勃勃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探索回答现有体系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种种挑战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英国学派关注改造社会，普遍带有基督教精神的色彩，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科恩写道，英国学派认为“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判断，即确定不公正。其雄心是改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指出，“如果美国学派孜孜以求的是常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话，那么，英国学派的目标则是规范性的，固守着务实主义精神和道德哲学的传统。”④

      美英学派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科恩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两个学派之间互相隔绝，交流越来越少，这是“社会化”差异不断扩大的结果。他借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呼应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一个说法，美国和英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裂的两个国家。我们也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是被同一话题分裂的两个学派。⑤

      （二）英国学派的反击

      科恩的观点引发了英国学者的普遍反对。他的分析将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置于“非科学”的尴尬地位，让英国学派难以忍受。英国旅澳学者雷文修(John Ravenhill)认为，科恩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英国学派”的定义模棱两可，同时对美国学派界定过窄。其实，美国学者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学者中也能看到，特别是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德、意、北欧、瑞士及阿根廷的学者也在采纳这些方法。他强调，科恩的观点在所有层面都存在问题，对于弥补大西洋间的鸿沟毫无益处。⑥

      对科恩的观点批判最激烈、最系统的是英国华威克大学的两位学者理查德·希格特(Richard Higgott)与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他们宣称，他们对科恩的文章采取“同情性批判”的态度：第一，科恩对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大西洋鸿沟”显然夸大其辞，以地理画线是学术的最大悲哀。学者应提防类似“刚性”用语的武断做法；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超越通常的社会科学边界，但科恩对这一发展视而不见。科恩对英国学派的批评无法改变以下重要事实，即在对全球化的宏观整体叙述及理论化的努力（英国学派），与对不同行为体的特殊历史及反对宏观叙述努力（美国学派）之间的争论；第三，国际学术界的确存在方法论上的竞争，美国人想设定规则，然后以此对其他国家的学术进行评判；第四，重申关照现实的“进步”观点。他们提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抽象主义倾向，主张改善社会生活的进步原则。这种努力反映在他们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cal economy)⑦的努力中，即继承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同时结合20世纪学术发展的成就，解决当代世界遇到的现实问题。他们批评指出，“新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前的创新，但在科恩的文章中未提只言片语”。⑧显然，对于“新政治经济学”学术成就的忽视，在英国学派学者眼里是无法理解、也难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