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传统援助者是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主角。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是国际援助领域的绝对主导者，其援助额占到国际发展援助的绝对多数。但是，另一个援助群体正在崛起并日益受到关注。在长期的对外援助实践中，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援助理念和思路，遵循自己的国际发展援助规则。它们不属于有“援助者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而被称为“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s）。新兴援助者援助额逐年增加，成为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重要力量，日益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受援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一 “新兴援助者”是相对于。DAC成员国而言的，也被称为“非DAC援助者”（non-DAC donors）。目前，跻身这一行列的国家有30多个，其中包括中国、南非、印度、巴西、土耳其等经济上表现较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新兴援助者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来者，如中国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对外援助；印度等国家自1950年代开始就在“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下对外提供科技援助；科威特早在1961年就成立了“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Kuwait Fund for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开始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 “新兴援助者”与其说是新出现，还不如说是新近受到世界关注。其兴起与广大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不满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传统援助者向发展中世界提供了高达万亿美元但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效果并不理想，引来受援国与日俱增的抗议。对此，传统援助者曾承诺增加援助额度，给予受援国更多空间，并尽力协调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的八国集团峰会上，为顺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八国集团承诺，2010年前将发达世界的援助额度在2004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500亿美元。① 然而，由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传统援助者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反恐和自救，以致减少了对外发展援助。据世界银行估测，官方发展援助（ODA）在2005年创下纪录性的增长后，2006年援助总额减少到了300亿美元。② DAC自己也承认其对外援助“失去了节奏”。③ 相反，来自新兴援助者的援助额因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而持续增长。1999－2007年，新兴大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5％，中国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金砖四国”（BRICs）、“远景五国”（Vista）等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率都在上升。新兴援助者中的一些新兴大国随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而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数额。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援助者国内的发展与世界资源和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的南方国家成为新兴援助者重要的发展伙伴和国际合作对象，进而成为新兴援助者重要的援助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新兴援助者2006年的援助额为95亿－120亿美元，占世界援助总额的7.8％－9.8％。④ 另据估计，2008年新兴援助者所提供的援助数额为120亿－15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DAC援助者官方发展援助的10％－12％。⑤ 无论从援助数额还是援助所占比重看，新兴援助者的援助均呈稳步上升态势。有人推测，到2040年，“金砖四国”将与美国一道共同取代DAC国家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援助者。⑥ 新兴援助者的援助方式、援助理念赢得了发展中世界的认可和推崇。在传统援助者援助数量减少、援助效果不佳的大背景下，新兴援助者在发展中世界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加强。以巴西为例，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巴西成为了莫桑比克、东帝汶、几内亚比绍、海地、巴拉圭和危地马拉等国的重要援助者和合作伙伴。巴西在农业、医疗和卫生方面的对外技术合作尤为突出，现已成为巴西外交中最富特色的领域。其间，巴西向受援对象提供了知识、科技和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受援者的经济社会发展。因为新兴援助者与受援者在发展程度上比较接近，所提供的技术和经验更符合受援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现状以及发展环境，加上新兴援助者作为受援者的历史经验以及新兴援助者与受援对象之间并无殖民关系等特点，新兴援助者的援助政策更具现实性，援助效果非常好，并促使双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正如英国媒体坦承的那样，“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什么东西”；中国则为非洲国家提供它们需要的援助物资，“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资金，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双方都从中获益”。⑦ 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援助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援助缩水了13％，新兴援助者则主张化危机为机遇，纷纷采取措施减免债务，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拓展了对外经济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传统援助者减少援助而带来的冲击。⑧ 新兴援助者与受援方之间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因此成为发展中世界的“新机遇”。⑨ 新兴援助者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也引起传统援助者的关注。当传统援助者的援助并不能满足受援者发展需要，或者传统援助者单方面减少援助时，受援者转而求助新兴援助者，新兴援助者与南方受援国家关系因而快速发展。传统援助者对此感到不安，它们视传统援助者为自己在新时期的“新挑战”。⑩ 传统援助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兴援助者的兴起折射着受援者对传统援助的不满。(11) 甚至有西方学者提醒传统援助者注意：要继续获得这些发展伙伴的信任，就“必须确保信守援助承诺，并进行援助政策的革新”。(12) 二 近年来，新兴援助者日益将援助的关注点投向非洲，并不断推出援非新举措。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成员，新兴援助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以发展中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基础，重新定义和诠释非洲的发展以及非洲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日益形成鲜明的援非特色。 其一，尊重和强调非洲在援助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援助关系中，援助方是理所当然的援助主体，受援方作为援助客体只能任由支配。这种割裂受援对象本土现实、“外科植入式”的援助模式并不能帮助受援者摆脱欠发达状态。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新兴援助者认为非洲国家发展的动力在于其自身，主张以非洲国家为主体展开援助。在新兴援助体系中，作为受援对象的非洲国家开始从国际体系的最低端、最边缘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一个被任意想象和构建的客体转变为被尊重、被认同的发展主体。2011年5月将要召开第二届“印非峰会”，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就此表示，这次峰会将聚焦非洲发展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根据非洲国家自身优势和愿望”，共同商定合作方略。(13) 中国自1956年向非洲提供第一笔援助，此后一直基于中非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而发展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提供符合非洲国家发展需要的援助。中国政府始终主张非洲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并鼓励“非洲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