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视张扬叙事个性的现代小说中，创作主体运用语言材料建造起来的叙事文本，是一条符号链，同时也是一股情绪流。当创作主体所采用的语言表现形式与人类某种情感意绪达到同态对应或异质同构时，叙述形式便产生了情感表现性，在文本的语言符号链里则流溢着一种叙述风度，这种叙述风度标示着主体的人生情感体验和审美知觉活动图式。小说的叙述风度早为人们所感知、所关注，并为作家论家所追捕。 叙述风度既表现为作品的外在风貌，又表现为作品的内在气韵，它是语言符号与情绪意蕴的融和，具有显在的形式性，又有潜在的意味性。正如一个人，一笑一频都带有他自己的风度，而人的风度既有言谈举止、衣着身姿等显在形式，又有文化素养、精神风貌等潜态气韵。叙述风度好象是具体的、鲜明的，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又好象是抽象的、飘忽的，需有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才能把握领悟。本文试图对现代小说叙述风度的生成和物化形态作粗略考察。 叙述风度的生成 叙述风度的生成是一个复杂而玄妙的过程，制导的因素很多，比如特定的社会风气、政治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创作观等等都是。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章风度，不同流派也有不同流派的文学风采。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形成了通脱的文章风度，齐梁时代的政治环境产生出绮靡的文学风采。现实主义作家的沉实，浪漫主义群体的狂放，也都是各自文艺观、创作观的产物。不过，本文却想避开社会时代、流派思潮之类的大题目，而只对作家个体的叙述风度进行艺术观照。好在叙述风度的时代风貌、群体风采都可通过作家个体运化得以展示。就作家个体说来，影响其叙述风度生成的因素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条： 第一，作家的人格和艺术修养是生成其叙述风度的重要因素。 当然，个体的人格和艺术修养囊括的内涵十分宽泛：如作家的个性气质、精神气韵、人生经验以及艺术情趣、欣赏习惯、审美定势、艺术修养等等都是。这里仅择其要者加以剖析。先来看看作家的个性气质、精神气韵和人生经验对生成其叙述风度的影响。文坛有一则关于阿城的轶闻：一次阿城失盗千余元，他在向人讲述这一事件时却说，他同情那个小偷，而庆幸自己只失钱，没有被盗走更值钱的旧版《金瓶梅》。那种平和的态度，超然的语气恰似《棋王》的叙述风度：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母，孤身一个，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 叙述夹带着一团团冷气扑面袭来。少年老成的作家漫不经心于世俗人生和对一切都处之泰然的个性气质，使作品生成了虚静、淡泊、冷峻的叙述风度。 再如少年时期在内蒙草原插队的张承志，大草原的壮丽景象、开阔视野、严峻生态铸成了他刚毅强悍的个性气质和热烈奔放的情怀。在他的小说中，作家的情感投入很深，作品往往以诗的韵律和激情抒发真挚强烈的主体情怀： 这时，黄河，他看见黄河又燃烧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熔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轻唱着的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呢，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北方的河》 作品这种直抒胸臆、一泻无余、激越豪放的叙述风度完全是作家坦荡不羁精神气韵的外射。 再来看作家的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他对世界把握方式对于叙述风度生成的影响。以不满十岁就胆气过人，爱冒险的蒋子龙为例。他从小爱看大戏，爱听大书，爱读《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作家这种崇尚阳刚之美的艺术情趣造就了他粗犷雄放的叙述风度，他的小说似“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团泊洼象一口巨大的破锅，被历史废弃不用了，扔在华北的东部平原上。坐落在锅底的这个稀稀拉拉的大村落，正是大赵庄。 这是《燕赵悲歌》的开头。一种雄悍苍凉、粗犷豪放的叙述风度回荡在小说世界中。粗犷豪放是蒋子龙小说的稳态叙述风度，这恰与温婉柔和、浅唱低吟的贾平凹成对比。自小喜独处、爱幽思冥想的贾平凹，常常与山石为伴，跟细流低语，在诗书字画中神游，他沉醉于明月的温情，清泉的灵性……如此这般构筑起来的作家的艺术才情和审美个性自然是“小桥流水、典雅清丽”： 这地方很小，却是商州的一大名镇。南面是秦岭：秦岭多逶迤，于此却平缓，孤零零地聚结了一座石峰。这石峰若在字形里，便是一个“商”字，若在人形里，便是一个坐翁。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秦时，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避乱隐居在此，饥食紫芝，渴饮石泉，而名留青史。于是，地以人传，这地方就狭小到了恰好，偏远到了恰好，商州哪个不知呢？《腊月·正月》这种舒缓低回的叙述风度，正与作家温婉柔美、典雅灵秀的艺术情趣相表里。 作家的叙述风度还与他的艺术修养和他对世界的把握方式相映现、相关联。就拿汪曾祺来说，平淡是他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平淡构成了他的叙述风度。在平淡之中，他描绘了山川风物，故里乡情。在他的作品里荡漾着古刹钟声，缭绕着超俗的氛围，寄寓着与造化同乐的自得之情。作家恬淡自得的心态、情态与作品散淡自在的叙述风度交相辉映。汪曾祺小说艺术达到如此境界，非一日功夫，从年轻时代起，他在情感上接受了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在艺术上，他追随归有光、沈从文的平淡而讲究意境；平时，他最钟爱的是《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太平广记》等笔墨轻淡的笔记小说，这类作品给他的艺术濡染很深。他沉醉于“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这种平淡自在的生活情调和艺术境界。平淡自在也成了他稳态的叙述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