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①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② 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③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④ 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⑤ 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⑥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⑦ 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主权”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⑧ 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⑨ 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