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2－0055－25 一 问题的提出 战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话题。根据安德烈·博弗列（André Beaufré）所做的定义，“战略是一门两个对立的意志运用力量解决其争端的辨证艺术”。① 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实现政治目标的艺术，是“一定主体确立的关于一定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和持久性的计划和方案。”② 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有明确界定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资源、战略思维方式、战略艺术以及实现安全战略的外交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它是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的有机统一，包括目标的制定、手段的选择、资源的掌握和机制的设计等多个层面。简言之，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手段（力量×方针）。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按照实现安全战略的手段不同，国家大致可分为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前者如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后者如中国、印度、伊朗、埃及等。前者强调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体的力量，以让渡主权换取国家安全；后者认为外部力量不可靠，只有立足自我才能实现国家安全。 尽管目前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却难以解释一类特殊的安全合作模式。例如，埃及在冷战时期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但是在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与苏联的战略合作有目共睹；叙利亚与伊朗尽管强调不结盟，但30年来双方在战略领域的密切关系类似于却又不同于联盟关系；冷战时期科威特被美国视为不民主国家，两国并未结盟，但海湾危机爆发后，美国不仅“解放”科威特，而且在其设立了军事基地，美国随后宣布科威特是其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上述国家究竟选择了联盟战略还是中立战略？ 迄今为止，安全战略研究者的总体思维定势是，决策者在安全合作领域只能在联盟战略、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与中立战略之间选择其一，④ 这种简约的划分方式常常忽略了特殊情况，亦即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半结盟状态。正如迈克尔·阿尔福德（Michael F.Altfeld）所言：“决策者总是在结盟与军备竞赛之间、结盟与不结盟之间进行权衡（Trade-off）”，⑤ 他显然忽略了国家在联盟与中立之外的其他选项。与阿尔福德一样，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L.Rothstein）也曾指出：中立和不结盟一般对小国更有吸引力。在大国争斗时保持超脱和逃避政策以享受和平，向来是大多数小国追求的目标。结盟与不结盟究竟哪个选项更优越并非取决于伦理，而是取决于领导人的理性计算。⑥ 但是，如何解释不结盟国家内部以及结盟国家与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定性？其运作模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界对联盟战略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上述非正式联盟的特征、动因、机制和绩效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国内外对联盟战略的研究包括五大学派：（1）以均势理论（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⑦ （2）以公共产品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⑧ （3）以政治联合理论为代表的整合学派；⑨ （4）以功能主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派；⑩ （5）以身份和认同为考察对象的建构主义学派。(11) 相比之下，学界对非正式联盟的研究相对有限，对其理论探讨存在明显不足，该议题的前期成果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学者将正式与非正式联盟战略一并加以探讨。由于非正式联盟战略具有动态性而难以界定和归类，所以部分学者对其采取规避态度。每当遇到此类安全战略时，学者们通常用“特殊关系”、“未签订盟约的联盟”、“事实上的联盟”、“心照不宣的联盟”、“非正式联盟”、“临时联盟”、“流动联盟”、“志愿者联盟”等较为模糊的词语，笼统地加以论述。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出于安全合作目的而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安排”。(12) 他强调，“如果我将分析的范围仅限于正式联盟，就会忽略许多重要案例。区分正式与非正式盟约不仅不能阐明事实，而且会引起误解……严格界定联盟承诺的类型很容易引起误导，因为正式和非正式安排的真正意义可能因情况不同（而不是名称不同）而异。”(13) 按照此界定，联盟的外延不仅包括正式联盟，而且包括非正式联盟。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Barnett）和杰克·利维（Jack S.Levy）在《联盟和联合的内在原因》一文中也认为，联盟不一定需要缔结军事盟约。“广义上的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它涉及在未来特定条件下，因某种程度的政策协调而形成的相互期望，其承诺的程度、政策协调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实施方式都无须公开说明。”(14) 此外，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理解国际冲突》(15) 一书中、李景治和罗天虹在《国际战略学》(16) 一书中都将正式与非正式联盟战略一并加以探讨。以上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二者的区别不仅是程度上的，而且是类别上的，均未能从安全战略的类型出发，探讨非正式联盟战略。 第二类学者虽涉猎非正式联盟的部分特征，但仍处于摸索状态。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心照不宣的盟友：从苏伊士运河到六日战争的法国与以色列》。该书将1956－1967年的法以关系界定为“心照不宣的联盟”。遗憾的是，此书并未从理论上探讨“心照不宣的联盟”，甚至对这一概念本身也未做任何解释。(17) 杰拉尔德·索罗金（Gerald L.Sorokin）在研究联盟的形成与威慑的关系时也发现：大国在保护小国、使小国免受外敌入侵时，有时并未做出正式承诺。(18) 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中读者也隐约能够看到非正式联盟战略的影子。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在《地下联盟：美国的全球代理网络》一文中探讨了里根政府利用代理国发动的旨在遏制苏联扩张的“代理战”。他发现，除正式联盟战略外，美国还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地下联盟（subterranean alliance）。如果说美国的联盟旨在保护西方世界的重要工业心脏地带，地下联盟则通过秘密行动策反苏联庇护的傀儡政权。(19) 此外，中国学者叶自成、崔磊、蔡志诚等人撰写的论文也涉及了非正式联盟。(20) 遗憾的是，以上研究成果仅触及非正式联盟的某些层面，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系统的学术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