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作家的人格和文格为特殊视角，阐述了人格和文格的内含及辩证关系，探讨了现代作家人格及文格的发展和分裂的原因。本文认为，作家首先应有高尚的人格，才能有真正的文格，人格有失，文格也将殆尽。这就是现代作家启示录。 关键词 人格 文格 艺术人类学 社会文化学 现代文学史 如果从抗日战争的背景去审视一下那段时期的文学，人们便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抗战关头大多数作家会毅然奋起，舍身忘死，宣传抗日，成为千古留名的志士？又为什么有的人曾经红极一时而最终成为文化汉奸、民族的罪人？这是一个复杂又引人深思的现象，我觉得应该从作家的人格与文格上去探讨，寻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现代作家的人格及文格显现 人格是一个普通而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各有不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1〕这就是说， 人格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是人处世为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准则。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看，人格“是个人自然心理和文化心理的总和，是现实的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2〕这说明人格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生理基础，外部世界，文化观念的原因，最终才形成人的本质精神。这形成后的本质精神又转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如果把这两种观点进行综合，那么，人格应该是在长期的文化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社会影响之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它对人的行为规范，人生态度起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具有社会意义。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学的解释，它反映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任何作家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人格的作家不能算是好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品也不能称为好作品，人格具有较高的价值取向。歌德说得好：“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3〕 文格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作家文学风格的简称，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是作家文学品位形成的先决条件。文格的形成同作家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层次、人格品质有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4〕这就强调了作家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风格也就是不同的艺术个性。别林斯基说：“可是文体，——这是才能的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5〕别林斯基所说的文体就是作家的文学风格， 他认为风格是人的个性，应该具有独创性，没有风格的作家也不能算好作家。但是，他又认为风格的形成必须有思想性，必须是作家思想的折射，否则风格也是不全面的。由此看来，文格和人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处在辩证运动之中。对于作家而言，首先应具有高尚、廉洁的人格，这样才能有一种明朗上进的创作精神，也才能写出振奋人心，感动读者的作品。第二，只有人格也不行，必须加强文化修养，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表达技巧，才能创造新颖活泼，富有个性的文学风格。第三，文格和人格是从属关系的。人格决定文格，文格又折射、反映人格，作家应有宽阔的视野、坦荡、忠诚的胸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才称得上有真正的人格，同时，也才能具有真正意义的文格，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作家应该把人格与文格相统一，做到“文如其人”，而不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人格与文格的关系在现代作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抗战以后的中国文坛来看，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加深了民族的苦难，这是一场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在血与火，生与死之间，中国现代作家将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必须作出严肃的选择。于是，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两类作家，一类是以郁达夫、郭沫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另一类是以周作人、张资平等人为代表的出卖人格与国格的汉奸文人。这些作家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芦沟桥的炮火，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高潮，也促使作家走出个人的小天地，投身到全民抗战之中去。郁达夫、田汉、戴望舒、陆蠡等作家勇敢地站了出来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激励将士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甚至为抗战洒下了鲜血，献出了生命，表现了崇高的人格，成为民族的英雄，鲁迅所期望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他们真正做到了人格和文格的统一。郁达夫曾经是一位追求民主自由，歌颂个性解放的“五四”作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体会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在留日时期写下了三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回国以后，又写了几十篇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自叙传小说，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和很高的文学造诣，成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给当时的青年人以强烈的振撼。说明他的人格是健全的，文格也是突出的，他所想的与他所写的是一致的。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郁达夫的人格和文格有了明显的变化，抗战爆发以后，郁达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写下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声讨军国主义的罪行，唤醒民众起来抗日。在《必胜的信念》一文中，郁达夫喊出了鼓舞民心与士气的箴言：“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郁达夫还亲自参加战地采访，慰问台儿庄抗日将士，这是他人格高尚的体现。1938年日本右翼文人佐藤春夫别有用心地写了电影小说《亚细亚之子》；公然嘲笑中国的作家，攻击中国的抗日战争。郁达夫十分愤怒，他以民族大义为生，割断了自己与佐藤春夫多年的旧情，写出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反击日本御用文人的进攻。随后，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郁达夫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宣传抗战，主编了《星洲日报》等刊物，为国内的抗日战争筹集了不少经费。最后，郁达夫在日本人投降后的两周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荒野。郁达夫以自己的生命向祖国、向人民呈上了一份凝重的答卷。体现了作家最伟大的人格。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说：“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5〕郁达夫的确死得悲壮， 他做到了人格与文格的统一。与郁达夫的爱国壮举相类似的还有陆蠡。陆蠡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写了《海星》、《竹刀》和《囚绿记》等散文集。其作品以清新畅达的文笔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对故友的热爱与怀念，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怒之情。在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他不愿离开自己生活战斗的土地，毅然留下来处理“孤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务，创办《少年读物》，发表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1941年陆蠡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受尽折磨，最后被日寇秘密杀害。陆蠡也以生命谱写了伟大人格的光辉篇章。又比如象征派诗人戴望舒，他早年追求现代诗歌技巧，写出了不少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歌，并享有“雨巷诗人”的美称。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他放弃了纯艺术的追求，走出“象牙之塔”，参与了抗日活动，写出了一系列宣传民族抗战，鼓舞士气的诗篇。随后，戴望舒还在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入狱。在狱中，戴望舒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身心受到摧残。但他的民族气节毫不改变，在土牢中，他还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国诗篇《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戴望舒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了现代爱国作家的崇高品格。通过对郁达夫、陆蠡、戴望舒的爱国壮举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真正达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境界，是文坛上的武丈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