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国家维系多年的统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1年初，一向以稳定繁荣著称的突尼斯爆发全国骚乱，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政权猝然垮台。此后，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迅速扩散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中东搅得周天寒彻。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利比亚、巴林等国相继爆发民众骚乱或抗议示威，连续执政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苦苦抗争18天后黯然离职，执政超过41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以及执政30多年的也门萨利赫政府，地位同样岌岌可危。这场风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烈度之强，出乎许多人意料。中东正经历着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始于今日，但导致这一变局的症结早已存在。阿拉伯世界在此之前就已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如政治专制、经济衰退、食品短缺、人口爆炸、思想禁锢等等，以致被称为“世界病夫”。按理说，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同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十分优厚，而且阿拉伯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为何国家治理却积弊丛生，乃至爆发全面危机？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汲取其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东乱局，而且对战略决策也不无借鉴意义。 政治的本质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①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毫无疑问，政权的阶级基础越厚实，政权就越稳定，反之亦然。60多年来，中东共发生过两轮政治更替大潮：第一轮是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军人政变推翻代表封建势力和少数权贵的君主制统治，如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1958年主张民族主义的卡塞姆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1969年卡扎菲政变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等等；第二轮是70-90年代，民众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反抗当权者，并在伊朗成功夺权，在苏丹、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也一度掌权或险些掌权。而当前，历史在重演，中东掀起新一波民众反抗当权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中东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更替，其共性特征是当权者的统治日渐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就拿此次政局最动荡的埃及、利比亚等国来说，当初这些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上台的领导人，主要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在执政初期，大都能励精图治，在土地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均采取了有利于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对外领域，这些国家大都敢于对抗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主张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甚至一度将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列为政策目标。然而，即使是这些政权中政治最进步的国家，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统治，而小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也总在不断变化。②“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轻蔑。”③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长远看，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化。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政治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民众的意愿；另一种是“向上看”，由最初服务于中下层民众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服务于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随着时间推移，任何由小集团掌权的政权，都会利用手中职权，使自己先富起来。”④这一点都不奇怪。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在“普力夺社会”(即军人政权)，政治家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造反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或“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⑤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的支持，因而采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⑥继任的萨达特内外政策的转向，就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具体体现。伊拉克也是如此。在1968年复兴党刚上台时，其内外政策均能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政策明显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使该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到萨达姆时期，“党天下”俨然成了“家天下”，其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如伊拉克1980年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即“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⑦ 这些政权阶级基础的转向，引发了一系列严峻问题。最明显的是威权统治的优势逐渐成了劣势，国家公器日趋成为个人私授的财产和工具。中东国家大都实行威权统治，这种模式本来就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达到民主政体难以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如因权力缺乏监督而容易出现独裁、权钱交易问题等等。因此，一旦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这种政体的优势马上就变成了劣势——国家权力很容易成为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最明显的是权力观发生改变。在中东，不少当权者贪恋权位，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均已超过30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执政41年，但仍无让位迹象，甚至有意让其子接班。在中东，“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⑧与此同时，权力日渐被用于谋求个人私利，而“改革”往往成为当权者借机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实现致富的不二选择，其最终结果就是“改革使改革者先富起来”。据维基解密文件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本·阿里家族看上的，无论是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该家族总资产达35亿英镑⑨；另据报道，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亿美元流入他们的私人腰包。⑩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据称达到了400亿-700亿美元。(11)同时，在这些当权者周围，日渐形成一个由亲信和高官组成的特权阶层。若干年前，一位埃及著名知识分子就将这一特权阶层称为“伞兵阶级”。他说，伞兵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他们所降落的阵地，而这个新阶级也是下决心逐步控制或摧毁埃及。(12)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