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实力困境是指当今国际关系行为体在面临安全与发展问题时,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从而无助于实现外交目标,甚至会加剧各种问题的破坏性,然而受到有限理性制约的各行为体又总是倾向于采用硬实力手段解决问题。 只要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陷入硬实力困境,并阻碍着国际社会的进步。2009年12月7-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聚集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会上,各个国家,尤其是排放大国,在如何分配减排限额、分享资金技术支持、是否接受国际监督等所有议题上均产生了巨大分歧,甚至上演了“密谋文本”闹剧。在全球变暖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面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各个国家基于相对收益考虑的激烈较量,尽管所有国家都面临共同的生态脆弱性。整个会议最终只达成了一个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相对于环保意义,这次会议更像是各国深陷硬实力困境的全景展示。 在传统安全领域,硬实力困境同样困扰各国。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沿三十八度线陈兵百万,朝鲜对于核武器的执著追求更使得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紧张的地区之一。但对于朝鲜来说,拥有核武器在今天能否保证其内部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对于朝韩双方来说,爆发一场战争是否符合半岛南北各自的利益?尽管高昂的战争成本是南北双方都难以承受的,然而以战争相威胁,并保持大规模军备水平却是它们共同的处事方式。深陷硬实力困境中的国家犹如笼中困兽,一方面,纵有尖牙利齿也冲不破钢筋铁笼,另一方面,又徒劳无功地周而复始。 本文将首先对硬实力概念进行明确界定,进而提出两条假设——时代变迁使得硬实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选项;但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国家往往倾向于采用硬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以描绘当前国际关系中这一现象,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一、硬实力的概念界定 在国际关系领域,将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约瑟夫·奈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其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奈将软力量描述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①,与之相对,硬实力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典型方式就是军事大棒加经济胡萝卜”②。此外,奈还列举了软实力的三个来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③而传统上为国家所倚重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则被划入硬实力的范畴。通过奈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两个方面的重要认识:即实力的构成要素和对其使用方式。 首先,奈根据国家实力构成要素各自的特性,将其分为软的和硬的两类——军事和经济等侧重物质性的实力是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侧重观念和交往能力的实力被视为软的。这种简单的划分方法易于操作且符合人们的直观印象,在中国学界中也获得了较多的认同且流传极广,如门洪华主编的《中国软实力方略》中,就将可以构成中国软实力的要素列举为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形象等五项;④阎学通在一篇旨在对中国软实力进行量化分析的论文中,将一国的软实力要素分为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并进而详细区分出九项构成要素;⑤刘庆和王利涛的论文《近年国内软力量研究综述》,也对中国学界如何从实力构成要素角度对国家实力进行软的和硬的划分进行了介绍。⑥但是,仅仅依据国家实力要素的各自特性而简单地把一部分实力要素归类为软的,另一部分归类为硬的划分法有着明显缺陷。如果说价值观和文化是软实力,那我们该如何理解摩根索意义上的“文化帝国主义”⑦?比如苏联在东欧地区强制推行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所引起的当地社会的普遍不满,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所激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如果把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看作是硬实力,我们又如何理解奈自己所宣称的“硬力量有时也有吸引人或者软的一面”⑧?比如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尊重,以及由于积极筹划集体安全机制从而在战后为美国赢得的西方世界的尊重。除此之外,正如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展示的那样,单纯依据要素归纳软实力和硬实力,会造成该理论范畴无限扩大的趋势——每个国家都可以将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在某一方面的独特优势视作软实力——并由此丧失解释力和科学性。⑨ 只是单纯从实力构成要素方面界定硬实力和软实力显然是一种粗枝大叶的简化,并且有使该理论丧失对国际关系现实解释力的危险,只有考虑到对国家实力构成要素的使用方式,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直观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会留下互相联系、互相加强甚至互相转化的印象。真正赋予国家实力软或硬特质的是对实力的使用方式,以及深藏其后的观念和价值指向。在奈的定义中,军事手段和经济实力只有被作为“大棒”和“胡萝卜”来使用,才能发挥出“惩罚的威胁”和“回报的承诺”的效应,才能成其为硬的实力。郑永年和张弛在对软实力进行动态分析后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国际政治中的软硬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感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力量,又可以表现为硬力量”;“如果受力者是被动、不情愿、被迫地接受某种力量及其导致的结果或事实,那么这个力量就具有硬力量的特征”,他们同时还指出判断实力的软硬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和受力者的差异。⑩周琪和李枏也指出,“奈的软权力理论是以输出国为中心的理论,它忽视了对接受国政治、文化、价值观、社会发展过程的关注”。(11)正如温特所言,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12)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受力者有多大的差异,硬实力背后反应的是一种自利的、无视其他行为者利益和感受并且强调斗争与零和博弈的传统外交观念。与之相反,软实力则更多反映了考虑其他行为体的感受和利益,强调合作与共同获益的外交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