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①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②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 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③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④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⑤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⑥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⑦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