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废都》问世搅动文坛及社会产生的热风刚刚平息，贾平凹又写成一部新长篇《白夜》。 《废都》标志着贾平凹对都市已经有了相当的归属感。在文学世界里，他已经走出了商州山地。过去，他的潜意识中一直存在着对城市上层社会的敌意和自卑，近些年来，由于他常以座上宾躬身社会场合，对城市各种景象饱游饫看，以一个知名作家受到城市各层人的仰慕，从而便渐渐淡化了往日的敌意，并对城市产生着归属感，也乐于以都市人自居，而不大愿意说是“山地的儿子”了。 《白夜》继《废都》之后，不但进一步确立着贾平凹的文学新领地——都市文学世界的根基，并且稳步丰富着这一世界的景观。《白夜》仍是写西京的，较之《废都》，社会层面有所扩充。如果说《废都》更多地显示着作家生命、人格、经历、情绪的近距离体证的话，《白夜》则拉开了这种距离，显得更加冷静和从容。都市生活在《白夜》中虽然仍点缀着魔幻，仍不是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全景再现，但比起《废都》来，却略微放开了摄取生活的角度和视野，从文人圈子延伸到打工者的蜗居和贵族遗老的宅院。 人们还记得，早在一九八六年，贾平凹写成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浮躁》的时候，即在序跋中宣称，他以后不会再用写《浮躁》那种流行的、严格写实的方法去写作品了。他觉得那种写法使他感到很苦，他要试用“散点透视”的写法，那将是有趣的、自由的、充满着艺术劳作的愉快的写法。这种艺术憧憬，很快在《废都》中得到实现。所谓“散点透视”，不单是一个视觉问题，它还带有反史诗、反传奇的性质，即化解和剔除传奇性、戏剧性的情节，打掉叙述人那种居高临下操纵全局的作报告架式，而用凡常的、平和的、聊天式的口吻来叙说生活的自然状态。我国在唐代就萌芽宋元时期成了气候的“说话”，主要是在瓦子书场中面对听众市场形成的一种小说形式。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曲折诱人的情节吸引听众，这便成了我国古代最正宗的小说形式即章回小说。这种小说的形成根源和听众对象，决定了它的民间文学基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深重地禀赋着这种艺术遗传的血肉。其后，《金瓶梅》虽然外壳上仍用了话本的形式，但舍弃了惊险、壮阔、离奇的戏剧性情节和史诗的气势，而把视野移向了琐屑平凡的家庭生活，叙述的声口情态也从报告式转为聊天式。《红楼梦》在《金瓶梅》辟出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加辉煌风流，有着更多的新创造。与民间渊源的文学体系相区别，《金瓶梅》《红楼梦》可以说是属于另一文学体系的文人小说，其中融贯了在《三国演义》等书中还很淡薄的作家主体的艺术气韵。解放后的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又向报告式回归，不过它们更多地承袭了西洋小说的气质，这种承袭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贾平凹从《废都》开始的所谓“散点透视”写法，自觉摒除了报告式，而采取聊天式。这种聊天式叙写，采用最当代的平常语言，外观上倒显出中国作风极浓的文人气质。贾平凹这样写，得力于他纯熟的语言功力。这种写法看似容易，实则很难，于平易中寓有丰富的创造性，从而也成就了作品的独特性，会立即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呈现出卓尔独立之姿，贾平凹在《浮躁》之后的中篇中就试验应用而在《废都》、《白夜》中全面实现的聊天式散点透视叙事写法，脱胎于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这种叙事风范，既不拿作文架子，容易消弥叙事人与读者的距离感，又灵便机动，推倒了许多限制，所以又便于表现作者才情。这里说的是“脱胎”，脱胎并不等于搬用，它是很需要创造和天才的。这犹如要用脱胎于传统国画那种染写山水、屋宇、花鸟、人物的笔法，来画现代生活，必然会出现格格不入的尴尬，会把现代生活画得不今不古，失去时代的神韵。贾平凹的独特创造，是用脱胎于古典的叙事笔法来写现代生活，却无意不可入，随物赋形，得心应手，举重若轻，读来如行云流水，感到畅美。这绝不是用“搬用”可以做到的，中国文坛上的搬用者难以数计，为何只有《废都》、《白夜》搬出了独特，搬出了鲜活与规模？所谓“脱胎”，是指吸收以往某种成功文学范式的神髓，作为创造精神新物的样态角度的支撑。它的价值重心在新的时代内容所促成的新的创造，这种创造是需要天才和魄力的，绝不是一种照葫芦画瓢的模仿力。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散点透视”最主要的是整部作品的特有结构。这种结构与聊天式反作文的叙事语言相一致，它师法生活本身流程状态的无结构，情节间的承接无端无绪，呈现着自然性和偶然性，很少看出人为安排的痕迹。当然，《白夜》有它欠缺的地方，这主要是缺少块头较大的情节，像戏班在金矿演鬼戏那样能撼动人的大的生活场景在书中比较少，色彩饱满充分淋漓的厚重情节也比较缺乏，它虽是一泓深而广的湖泊，却因为湖面平静或仅有粼粼细浪，便会使一般只有大波涛才能引起兴奋的观赏者，没有驻足盘桓的耐心。 二 我们把《白夜》的基本思想命意概括为“追寻的悲哀”，这也许是作家对时代的一种独特感受。西京城里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种志趣的具体的个人，越是乘着世风而强烈地追寻的人，所得的越是一个虚空。然而，从书中我们并未感受到佛教的色空观，也觉不到一丝从作家主体情思中透发出的感伤和灰色，根本没有一股能煽惑人的形而上的观念力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生活本身的流动，只是依凭我们最普通最一般的理性逻辑能力，作出了“追寻的悲哀”的概括。如果这个概括不十分离谱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贵族与游侠的苦恋。这是《白夜》重要的旨趣之一。 在贾平凹的文化意趣世界中，一个情结始终萦绕着，这就是对历史的怀恋。这一情结又总是被揉进最新的生活中去，而不作孤立的呈现。试读他八五年以来的中长篇，就知道恋史情结的确是贾平凹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顽固的幽灵。在《白夜》中，通过贵族与游侠的苦恋，历史与现实显示了深邃而绵长的联系。《白夜》在体现这一联系时，贵族自然做了历史的乘载，而游侠则涂着现实最浓烈的色彩。贵族与游侠的苦恋，便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上，演出了精神觅寻而怅惘无得的悲剧。 这里的所谓“贵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称谓，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绝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其祖先往昔在乡里相对而言，曾有过财产、名望、精神文化诸方面的优势。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诸如土改、反右、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剃削荡涤，贵族的优势不但荡然无存，而且在精神上反比平民矮了三分。所以贾平凹笔下的贵族，主要是恋史情节孕育出来的产儿，是作家的一种艺术创造。但艺术决不是纯主观的产物，因之贾平凹笔下的贵族也并非完全的子虚乌有，而是其来有自的。它第一个方面来源于生活角落里平民中所追存的贵族遗风；第二个方面来源于半个世纪中逐渐产生的新贵；第三个方面才是刻意挖掘出来的孑遗的贵族光影。新贵不是贾平凹意象世界中的贵族，甚至存在着贵族的负面，但它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对平民俯视的姿态，则有着同构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