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潮流和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向，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外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2010年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难度上升。2009年，世界正处于危机蔓延和深化的过程中，加强经济刺激、开展国际合作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选择。尽管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不时出现，但“同舟共济”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因此，我们看到G20机制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而且确定为未来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首要平台。然而，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走向终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向好。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危机退去之后，各国进行合作的动力有所减弱。相反，以前因危机而暂时搁置的矛盾又重新浮出水面，贸易战、汇率战在2010年都明显增加；二是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危机应对中表现各异，他们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问题，因而政策选择和心理感受也大不一样。 比如新兴经济体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普遍呈现出经济过热的状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刺激“药力过猛”，大规模投资和信贷投放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出来，物价持续飞涨，通货膨胀大大加剧，同时还面临着外部热钱大量涌入的风险。因此，这类国家以抑制流动性过剩为政策目标，纷纷采取了诸如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与之相反，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效果不彰，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并面临着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因此，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退出战略”，而是如何进一步刺激经济。这就导致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矛盾，其结果就是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变得异常困难。2010年召开的两次G20峰会在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方面建树无多，在机制化的道路上同样乏善可陈，逐渐成了各国相互抱怨和指责的场所。 第二，美国内部困难持续加大，对外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的拖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过去一年，在“变革”旗帜的引领下，奥巴马对美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调整。在内部层面，迅速出台的救市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避免了美国经济的“自由落体运动”；美国国会通过医疗改革方案，实现了民主党人多年的医改目标。在对外战略层面，美国正式结束了在伊拉克的战争，将反恐的战略重心转移到“阿富巴地区”；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有所改善。然而，客观而论，美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将长期呈现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状态，重建制造业的努力困难重重。美国政治上极化的现象仍然突出，政策协调和共识建构十分困难。在社会层面，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普遍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轨道上；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茶党运动趁势而起，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生态和政策倾向。 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共和党的大胜告终，这是美国民众对新政府执政成绩的否定，奥巴马执政初期高调的变革之风将告一段落。由于国会和白宫相互制约的加大，奥巴马总统将出现“跛鸭化”的可能。这意味着美国在内外政策有可能表现出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政策选择越来越受制于国内经济现实和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美联储在2010年11月初公布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显然是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行为，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政策选择越来越急躁化。由于美国期望新兴大国承担责任的愿望没能实现，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正在丧失，出现了对新兴大国以对抗为基调的不健康心态。因此，可以说，执政两年后的奥巴马面临的问题多于取得的成绩，美国当局可用于施政的内外资源将受到更多的限制，为美国的未来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日俄等传统大国面临着沉重的内部改革压力。欧洲在2010年可谓“流年不利”，还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又陷入到主权债务的危机之中。“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安排下“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财富来享受当下生活，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国际社会对近年来高歌猛进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质疑：首先，面对希腊和爱尔兰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欧盟内部相互指责，没有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相反却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对欧盟未来前途的怀疑情绪上升。其次，成员国能否实行新的“改革开放”尚未可知。推行改革是欧盟应对财政危机和提升竞争力的长远之道，但改革就意味着要牺牲民众超优越的生活方式，因而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欧盟的问题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日本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已成为过去时，但日本经济的疲弱状态并没有多少改观。更重要的是，日本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世界老二”地位正式被中国所超越，社会中弥漫着一种集体挫败感。在政治上，两党制运行并不顺利，并没有改变日本“一年一相”的命运，政治权威进一步受损，整个国家处在自我迷失的漂移状态。内部问题解决不好导致日本在外交上日益急躁，因钓鱼岛问题与中国再起争执，因北方四岛问题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出现恶化。日本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无非是想通过在争议问题显示强硬来赢得国内支持，然而与亚洲国家的交恶只会促使日本进一步回归美国怀抱。这显然与其近年来追求的自主大国目标渐行渐远，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诉求短期内难有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