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2-0041-09 国际制度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主要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重心的。[1](P2)70年代初，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使国际制度研究平添了理论色彩，并使国际制度研究脱胎于早期的具体国际组织研究，尽管当时的研究还是处于描述的阶段。80年代，国际制度研究的重心从描述国际政治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机制现象转向深入分析国家合作的条件。可以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理论，在80年代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这部分是为了回应社会困境研究以及集体行动问题研究提出的智力挑战，部分是为了回应与美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行为体行事能力明显下降相关的政治挑战。[2](P181)90年代中后期以来，理发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浮现并日益占据了理论争鸣的核心，国际制度研究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迥异，它们之间的争鸣激发了学术活力，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近几年来，结合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国际制度理论的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考虑到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合法性和道义呼声的日益高涨，并且由于大量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制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对“建制”、“改制”和“转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P306—310)制度合法性、制度理性设计以及制度合作扩散开始纳入国际制度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二十年来一直作为制度研究重要领域的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关联性研究及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日益明晰。可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制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战结束以来，有关国际制度作用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4](P729)在一份对国际机制的总体评论文章中，米切尔·朱恩（Michael Zürn）指出机制有效性已经成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驱动力量”（a driving force）。[5](P617)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B.Mitchell)也指出：“绩效问题已经成为制度研究者及实践者关注的中心。”[6](P79)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扩展和深化了对世界事务本质的理解。可以说，制度有效性是制度理论的核心。制度有效性最新的发展则显示出，制度作为全球治理的供应者，是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 一、作为基本概念的制度有效性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起初都会碰到并思考如下问题：国际社会中一些问题为何比其他问题更容易解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会涉及什么条件下合作安排可以建立，以及什么条件下这种安排是有效的。在研究过程中，出于对问题解决的关注以及对成功制度的向往，对于制度有效性的关注愈加明显。在研究初期，相关的概念无序（conceptual disarray）彰显了有效性研究的必要。[7](P227—228)西方学者在有效性研究的相关概念、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有效性的来源、评估标准等方面，有的达成一致，有的分歧不少，呈现了制度有效性研究的丰富画卷。 各位研究者一般都接受了奥兰·扬（Oran R.Young）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定义。他指出，从一般的层面上看，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8](p187)也就是说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引起参与者的行为主体、行为者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制度的约束。或者说，有效性是指行为者付出时间和力量建立制度，解决那些导致其形成的问题的状态。[9](P3)有效性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an elusive concept），很难做出规范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判断。休·沃德（Hugh Ward）等人从国际环境保护机制中得出的有效性是指：与机制规定的变量直接或间接关联，保护环境进程的完整；由机制规定的对环境的当前消耗，不会影响未来的需求。[10](P159) 国际制度研究的三大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对制度有效性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新自由制度主义致力于将国际制度作为干涉变量，通过改变机会可能性和有关国家对信息的既有控制，从而协调国家对自利的追求与政治后果之间的关系。但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首要是维持国家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制度强弱与否依赖于国家的打算。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的驱使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还在于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形式及制度成员的选择上，因而，制度不可能对国家行为有任何独立影响。这关键性地涉及制度的成员内生性（membership endogeneity）及设计内生性（design endogeneity）。[11](P66—83)建构主义认为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主要源于建构主义反物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研究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