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1－0005－20 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拉动下，各国政治经济体系彼此连接，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作为在某个特定国际关系领域中汇聚国家预期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① 国际制度不仅使国家的对外政策相互调整和适应，而且对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国内政策与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 尽管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经积累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献来探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国际制度的国内效应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而社会建构主义基于其对规范与观念跨国传播的敏感，更早而且更多地思考和分析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近些年来，随着对既有研究议程的反思和新的研究方向的确立，一些具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背景的理性制度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回到这个几乎遗失了的研究领地，产生了具有路径开拓意义的一系列成果。在这些前沿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视角出发，归纳提出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三种因果机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路径，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 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缺位与回归 国际关系往往被看做是一个与政治学的其他主要领域明显不同的独立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和国内体系中的政治截然不同。③ 这种分离虽然有利于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理论构建，但也限制了人们对政治事务复杂性的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之间的隔阂状态感到不满，相继提出了“跨国主义”、“复合相互依赖”等范畴，④ 但都没有为国际力量与国内力量的互动机制提供一种研究框架。而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在1978年发表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则超越了描述和简单概括的层次，为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敞开了一种理论建设上的进路。古雷维奇对作为自变量的国际体系和作为因变量的国内政治进行了概念化的工作。关于国际体系，他提出主要是以下两个维度对国内政治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国家间权力分配，或者说是国际性国家体系。其二是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经济。⑤ 正是在古雷维奇所开辟的研究方向上，政治学家系统分析了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就曾分别或联合探讨了竞争性的国家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革命、内战等问题的影响。⑥ 作为探究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学术领域，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分化和政策联盟形成的影响，并且使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⑦ 显然，古雷维奇在为国际体系所做的概念化工作中没有包含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并非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样，即使“颠倒的第二意象”使人们关注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聚焦国际－国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家仍大多忽略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有趣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兴起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置于研究议程的中心时，国内政治却没有因为国际/国内界限的淡化而进入国际制度理论的分析视野。新自由制度主义及其论战对象新现实主义都是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两者都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理性的。⑧ 基于与新现实主义论战的需要，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家视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从而将国内政治基本排除在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之外。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重要的几部理论文献——如《法律化与世界政治》、《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和《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代理》——也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层次上探讨国际制度的形式和设计问题。⑨正如贝丝·西蒙斯（Beth Simmons）和莉莎·马丁（Lisa Martin）在回顾国际制度研究时所指出的：“由于理性主义将其研究议程定位于论证制度的重要性以便回应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国内政治的作用被忽视了。”⑩ 这样，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论创新最为集中的两个领域，即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研究和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研究，分别沿着“颠倒的第二意象”和“正的第三意象”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本可交会而生的议题。作为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社会建构主义却以其对规范和观念跨国传播的敏感而率先系统探索了国际制度的国内政治效应。建构主义主要通过发展两种研究路径来阐明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其一是自外而内的社会化机制。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通过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科学官僚制建立中的作用等案例，认为国际组织在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教师”的角色。(11)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具体分辨了社会化的三种微观机制，即模仿、说服和“社会影响”，指出国际制度在此三种机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12) 其二是自内而外的国内结构和规范路径。安德鲁·科特尔（Andrew Cortell）、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和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Checkel）等强调国际制度必须穿透国内结构并契合国内规范才能有效影响国内政治的结果。(13)在强调国内结构差异对国际制度内部化影响的同时，他们特别提出了“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的概念，即“国际制度与国内话语、法律体系和官僚机构中规范的一致程度”。(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