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一度使冷战体制下形成的美韩同盟遭受到巨大冲击，美韩之间“血盟”的基础受到削弱，出现了短暂的“同盟疲劳”与“同盟漂流”的症状。但是，美国显然并不愿意坐视其经营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美韩同盟就此终结而丧失这一冷战利器，它一再宣示美韩同盟的重大作用并努力推动美韩同盟的功能转型。美国国防部1998年公布的《东亚战略报告》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在韩国的军队将继续发挥遏制朝鲜半岛的侵略并起到促进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稳定的作用，美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安全联盟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切外交、防务和经济活动的基础。[1] 一、遏制朝鲜“威胁”：冷战的历史遗迹 冷战结束后，我们扫视全球，可以发现，尽管世界性的冷战结构已经瓦解，但在东亚，冷战并未结束，残余犹存，延续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力学结构(东西对抗的二元结构)，并且，美国这个域外超级大国继续以冷战思维来尺量东亚事务。因此，可以说冷战在东亚的“竹幕”并未垂落，冷战的幽灵仍徘徊在西太平洋的上空。冷战所制造的国家分裂与民族对抗——朝鲜半岛与台海两岸的长期分裂与武装对峙所埋下的地区冲突火种一直延续到冷战后便是明证。 处于冷战阴霾下的朝鲜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其所提供的战略庇护和安全保障，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战略进逼，朝鲜迫于无奈诉诸安全自助，开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来武装自己，希冀通过打“核牌”和“导弹牌”以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提高身价并换取经济援助甚至换得美国的安全承诺，从而获得体制生存所必备的安全条件。但是，这在客观上却让美韩同盟倍感来自朝鲜日益凸显的“核威胁”，从而给美韩同盟的不断强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美韩同盟由此体现出新的价值和重要性，那就是“迫朝弃核”。并且，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大力扩充军备，军事力量日渐壮大，甚至正在发展能打到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远程弹道导弹。加之朝鲜连年灾荒，经济严重困难以及停战地带的交火事件与海上冲突的不时发生使美国决策者的神经紧绷。美国认为，不排除朝鲜有可能冒险向韩国发动进攻并进而向美国发起“非对称进攻”的可能性。1998年8月，朝鲜发射的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这使美国更加坚信，朝鲜对美国及其东亚盟国的安全已构成很大威胁。因此，遏制朝鲜的常规进攻和“核威胁”就成为冷战后美韩同盟不断强化的最为直接的目标。可见，共同敌人的存在是军事同盟形成的基础[2]4，安全因素仍是联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动机[3]141。 针对朝鲜半岛的武装对峙局面和由朝核问题所引发的半岛紧张局势，美国继续重申对韩国承担的安全义务，积极实施110亿美元的“部队增强计划”，有目的地提升驻韩美军的作战能力和处理非对称威胁(如朝鲜的弹道导弹和WMD攻击)的能力，加强核延伸威慑①[4]，并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联合作战部队和年度安全磋商机制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安全合作，着力提高在美韩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下的两军战斗力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以对付朝鲜“威胁”所带来的可能“危险”。美韩同盟还定期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其规模不断扩大、实战性不断提升、高技术含量也不断增大，以收“一箭双雕”之效——既对朝鲜保持强大的联合防卫和军事威慑态势，同时又使朝韩关系保持适度紧张而又不达至燃点，尽力争取“将南北和解进程定格在‘和而不统’阶段，以防止朝韩关系发展过快危及美地区军事存在”[5]。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宣示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可信，美国将大部分驻韩美军作为“绊网”部署在阻止朝鲜入侵韩国的路线上。这一“警戒线”式的战略部署态势明确无误地表示美国会立刻并毫无保留地介入到南北方的军事冲突中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慑止了朝鲜主动与韩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有助于防止朝鲜半岛冲突的爆发，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半岛和平与促进东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认识到，遏制朝鲜是美韩同盟利益一致的基础，而美韩同盟是确保朝鲜半岛稳定的基石。因此，它十分重视美韩同盟并不断强化之，以威慑朝鲜的“异动”进而遏制北方南进的欲望。同时，也使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感觉相对安全。 二、约束韩国“离心”：同盟内的新课题 众所周知，基于冷战对立而造就的美韩同盟关系从创建之初就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者、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推行“唯美外交”，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40多年，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有了得以更改的可能性。[6]冷战结束以来，韩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身主体性增强，对美依赖性减弱，并在外交、国防与情感上主动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韩国自主外交的倾向加重。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韩国认识到，固守韩美同盟不利于韩国的自主发展。为突破从前“唯美外交”的束缚，它正积极寻求外交方面的独立自主性，努力追求自身的国际化。韩国极力施行“自主外交”与“平衡外交”，以半中立姿态博弈于东亚大国政治之中，力争做东北亚格局中的“均衡者”和枢纽国家。它不仅要在中、日、俄等周边大国与美国这个域外霸权国之间搞平衡，而且对发展美韩同盟和推进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并重，以实现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间的平衡[7]，从而减少对美国的过分倚重，为民族和解和半岛统一创造和平气氛。由此，韩国外交开始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美韩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起来。这突出表现在美韩对朝战略的不协调上。冷战后，韩国在对朝问题上的认知与美国差距拉大。韩国国内新一代主张与朝鲜和解的选民影响在壮大，韩国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界，转而从民族利益和兄弟关系出发，希望加快与朝鲜的自主和解，实现朝鲜民族的自主统一。金泳三的接触政策、金大中的“阳光政策”以及卢武铉的和解政策即是例证。在朝核问题上，韩国坚持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努力促进六方会谈，反对诉诸武力。韩国担心，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态度和惩罚性措施会给朝鲜半岛带来灾难，破坏半岛的稳定并危及半岛和平统一的前景，甚至会把韩国卷入一场不想要的战争，因此，韩国主张对朝鲜实行安抚政策，但美国却认为这是对恶行的鼓励。美韩在对朝战略上的分歧将可能导致韩国在半岛事务中进一步“疏离”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