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9日，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创设了一个新的公众假日——世界自由日。那种认为美国能够，或者应该这样做的想法表露了华盛顿某种贯穿于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但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们拉起人道主义这面旗帜，理直气壮地鄙视那些想让美国做好准备的懦夫和怀疑论者。 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科索沃，全都是人道主义干涉分子欣然接受的危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漠视它们的独特性，将它们看作是一种单一现象——冷战后政权道德沦丧和极端暴力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呼吁使用武力——呼吁开战（尽管他们避免称之为战争）——如果这是他们为防止大规模暴力行为所采取的措施的话。虽然他们一般都希望这种动武能获得联合国的批准和认可，但他们往往准备好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带头，如有必要就单干。 然而，即使在世界自由日被宣告设立之时，在何时以及如何依据敌对程度激发同情上仍遇到了各种困难，这已使某些立场自由的鹰派人士停下来进行思考。对伊拉克的入侵分裂了他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期间，他们当中有几位为奥巴马阵营所吸引，这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随着奥巴马总统逐渐减少右翼辞令及其前任的各项民主倡议，他也在划定其影响力的适度范围。一个务实的新时代似乎正在形成之中，而人道主义干预这一概念，要是没有死亡的话，也濒临死亡了。 在外交方面担负道义领导的代价是什么呢？认为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应该采取行动来保护运气差的其他人，并断言伦理价值和人类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这种见解是一个崇高但又很复杂的理想。国际准则也没有太多的帮助：例如，在宪章的不同要点上，联合国对于人权这种想法以及对于主权国家免受内政于预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姿态。虽然这是一个声称代表人类的组织，但联合国也是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一个联盟，它对于加盟的国家并未设置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门槛。那么，在人道主义干预的年代里，联合国遭遇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界定自身的挑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恰恰是因为联合国在实践中缺乏驱动人道主义干预的这些理想，这明显也是一个美国的故事，一个专家学者和党派政治的故事，其中，左翼人士试图从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以及新保守主义者那里夺取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制高点。而在幕后，随着各个大学试图重新获得已输给了华盛顿各智库的某些政策影响力，它也是一个制度和智力较量的故事。但是，甚至在常春藤联盟各个公共政策学院率先推进这种新威尔逊主义之时，这种信条自身的各种内部矛盾却出现了。难道为他人做善事的同时也意味着为自己做善事吗？要是它确实意味着如此或者并不意味着如此，难道就应该更加担心吗？ 大约10年前，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塞拉利昂和科索沃，当时人道主义干预的呼声在各种社论专栏和脱口秀节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正在形成之中。通过将价值驱逐出国际关系这种顽固对话，一些学者想象出一种新的自由外交政策，并驳斥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以及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现实主义。但对于里根加诸于共和党的价值理念，包括对美国力量的崇拜，以及对独裁者的容忍，这些学者也予以了激烈的抨击。 这些自由派人士相信，所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更为真实和彻底的言论。他们谈到人权，但是却不理会里根执政时期右翼政权的辩解。他们强烈反对里根政府重新恢复美国对国际法及国际事务中新规范的承诺。他们的指路明灯既不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也不是霍布斯（Hobbes），也不是冷酷的流亡的德国人——德国人受制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塑造了冷战时代众多美国学生的思维——而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康德（Kant）。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些开创性学术文章——对左翼和右翼都有影响——提供了一个起点：在这些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民主政体天生就是爱好和平的。这种令人满足的含义是，如果现有的民主政体联合起来，并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实现民主化，那么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和平都将会得以实现。 这一信息因欧洲的各种事件而得以强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鼓舞了共和党人的观点，即自由可能借助美国的武力威胁而得以扩展。但它也鼓励了自由派民主党人，这些人指望欧洲结盟，实现和平并迅速扩展至东欧，以此作为民主如何通过法治、市场扩展以及适合的国际机构而可能得以传播的一个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是振兴那些机构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地位注定上升的不仅仅是欧盟。联合国秘书长欢呼，冷战的结束是使得集体安全成为现实、联合国重返中心舞台以及很好兑现承诺的一次良机。 然而，对欧洲主义者和联合国来说，失望近在咫尺。前南斯拉夫战争于1991年爆发，而次年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对布鲁塞尔的自负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欧洲共同体及其监视机构——在当地被称为冰淇淋人——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在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Ghali）及其副手明石康（Yasushi Akashi）领导时期，联合国要比没有权力更可怜。它通过对所有各方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来阻止波斯尼亚人捍卫自身，并阻止接纳塞尔维亚人的所有建议。1992年春夏，随着有关大屠杀以及集中营的各种报道出现，大西洋两边开始摆出了实施干预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