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11－0016－18 一、导言 冷战期间的权力分布按历史标准来看，它不但是极其不均衡的，而且是高度集中的。大约二十年前，苏联解体使一个超级大国从体系中消失，从而把两极体系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更不均衡、越发集中的单极结构。尽管美国还是全球最强国，但人们认为它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持续太久；同时，中国和欧盟也难以跃升到超级大国的行列。① 美国的全球地位不仅依赖物质要素，同样也依赖社会要素，而两者都由于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而丧失，这包括小布什政府对自由价值观和多边主义的攻击，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以及世人对作为美国领导权理论基石的“华盛顿共识”的质疑等。美国在领导某些事务（如环保事务）上出现过失误，试图在另一些事务（如中东、世界经济、一定程度上的中国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时又不受欢迎，加之霸权在全球政治中普遍不被认可，这一切都持续弱化了美国的社会地位。俄罗斯降低到“一般大国”级别，或许勉强称得上“地区强国”，但要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几乎没有可能。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体系中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格局。由此看来，一幅国际体系权力分布正恢复到西方崛起前均衡状态的图画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的确，那种认为有别于“一般大国”和“地区强国”的“超级大国”的概念范畴② 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超级大国”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专业的论著中非常常见，但它是在二战后才开始出现的，从近代史上追溯也绝不早于19世纪。“超级大国”属于历史现象。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权力支配地位的看法是19世纪西方特有的、权力非均衡分布的产物，而正是这种非均衡分布状态使此类失衡在短期内成为可能。此后，这种状态又借助二战的结局得以强化，导致了欧、日诸帝国的分崩离析，使世界陷于一片废墟之中，并将一对在意识形态上格格不入的对手提升为全球性大国。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集中的趋势迅速放缓。再加上物质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双双弱化，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只有一般大国和地区强国”的世界政治局面。 这些发展趋势对国际社会的未来来说具有何种意义？笔者认为，和目前流行的单纯关注美国能否保住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或其他新兴超级大国是否会挑战美国的思路相比，地区化视角更能使人们理解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当前的这场变革。在高度紧张但却相互依赖的体系内部出现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权力分布这一前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欧洲崛起前，我们曾有过全球性的权力分布，但当时所处的场景是一个相当薄弱且相互依赖程度非常低的国际体系。欧洲崛起后，我们也曾有过一个紧张却相互依赖的体系，但几乎所有权力却集中在西方国家和俄国手中。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局面是全新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必须习惯“自己再也不能无可厚非地稳坐头把交椅”的观点。而崛起中的大国也必须习惯“权力大责任就大”的事实。现实主义者或许会视这种局面为充满危险的权力过渡时期。英国学派也许会担心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会削弱国际社会赖以生存的规范基础。笔者将通过本文来证明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与更分散的权力分布相对应的是更具地区化特征的国际社会结构，其在稳定性和功能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③ 要了解地区化国际社会的前景，就需要考察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下一节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随后的各节将详细考察地区化国际社会的存在逻辑、可行性及可取性的原因所在。 二、对“国际社会”的统合论解读 要了解国际社会的未来，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过去以及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曾给我们提供的社会资源。笔者以前曾在不同的场合详细讨论过与国际社会扩张有关的两种理想类型解释，即“先进论”和“统合论”。④“先进论”属于较为正统的解释。按“先进论”的解释，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几乎都是西方扩张的结果。16世纪以降，欧洲列强的崛起先是迅速摧毁了美洲两大文明区域，接着通过侵略彻底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到19世纪末，整个国际体系不是按欧洲的形象重新塑造（如美洲和大洋洲），就是直接屈服于欧洲（如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再就是为避免殖民地化而极力追赶欧洲（如古典世界里的几个最具弹性的地区，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本和中国）。欧洲列强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互动水平出现了急剧持久的提高，而且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即所谓的“文明的标准”）开始以帝国形式统治整个体系。这种解释立足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其他扩张性帝国文化，如中国化、罗马化、俄国化、伊斯兰化等，西方化进程与这些进程都很相像。它强调的是欧洲在扩张中的中心地位，表达所采用的是文化从西方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传播视角。该解释总体担心的是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的永久性弱化。因为扩张过程就是国家构成的社会与多文化世界社会的碰撞过程，而多文化世界社会无法提供支撑共同价值所必需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就弱化了国际社会。它特别担心的是，在尚未将世界其他地区按自由价值观加以改造、使之不再威胁资本主义、人权和民主之前，西方的权力就已经衰落。因此，权力向非西方文化的扩散不仅会危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而且会危及西方的安全。正如几个英国学派作家所指出的，尽管当代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是基于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去殖民地化准则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国民和民族平等原则之上的，但它还是充斥着在其先进式创建进程伊始时所遗留下来的霸权、等级尊卑等恶俗和地位不平等。⑤ 因此，“先进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仍是任重而道远，其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必然会有不安全感。 相比之下，“统合论”解释则更加强调扩张进程中文明间的互动，因此，它在总体上采用了更具动感和交互感的视角来看待文化传播。尽管它承认西方从19世纪以来的确处于事实上的全球支配地位，但它在解释国际社会成因时却不怎么坚持西方中心论。“统合论”解释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观念在不同文明区域间的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因此，文化的进化不仅是对本身内部动力的反应，同时也是和其他文化（哪怕是遥远的文化）相遇的结果。很明显，“统合论”要成立就必然要求存在某种接触，而观念传播所需要的互动能力又很低，这就使得此类传播成为常态性预期。⑥ 例如，13世纪以来，去过中国的少数欧洲人带回了中国科技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古代与古典世界里相当薄弱的贸易系统便充当了当时各地间文化传播的纽带。⑦ 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东亚，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非洲和亚洲。在联系更紧密、互动能力更高的地方如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或印度洋贸易系统内部，都存在许多思想观念上的互动。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猜测中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是从伊斯兰圣战那里得到灵感的，⑧ 这一观点可以说颇具挑衅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