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其作用，并非简单地代表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的出现有可能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动力。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新兴大国所形成的“基础四国”成了协商发展中国家全球气候变化立场与政策的重要机制。新兴大国的合作，也开始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中的突出话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既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 “新兴大国”的定位 从定义上来说，“新兴大国”是指进入21世纪后，连续保持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人口、国土面积和综合实力等诸多潜在优势、并能在未来15-20年纷纷都进入世界经济强10名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不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集团——八国集团的成员国。一旦这些国家集体进入世界经济前十强，很可能打破二战以来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垄断世界财富结构的现实，而使得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第一次出现东西方之间比较平衡的态势。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新兴大国”的崛起，有可能改变世界舞台上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使得全球财富结构第一次实质性地向“东方转移”。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新兴大国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中国从2000年以来的10年间，年度保持了9.4%的经济增长率；印度则保持了平均5.7%的经济增速。中国的GDP总额从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4.9万亿美元。到2010年8月，中国的GDP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形势预测报告，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未来甚至可能形成美、中、印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的发展前景。 新兴大国不仅经济实力增长迅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印度不仅长期在南亚事务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近年来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到东亚。东亚峰会(EAS)，即东盟“10+6”会议中，印度已经成为重要的力量。在今天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架构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印度的核合作协议、美印军事合作协议、日本、澳大利亚、东盟等国也在不断提升和印度的政治、经济与防务合作。日本和印度签署了核技术合作协议，开始进行日印双边外交与防务首脑会晤。巴西2010年6月与土耳其联合对伊朗核问题的外交斡旋，显示了巴西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巨大潜力。俄罗斯作为传统的世界级大国，其在美国所倡导的无核化世界、进一步推动美俄之间的核裁军、欧洲安全，以及整个亚欧连接带的地缘政治走向和全球能源供应中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区域事务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可以担负的建设性国际责任，越来越成为世界持续走向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中坚力量。 然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将重新“集团化”，更不意味着全球力量均衡将从此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从中长期来看，世界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中心仍然在大西洋两岸。“新兴大国”的崛起将会使得世界财富结构和权力结构在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变得比较均衡，但并不会直接导致西方的衰落。“新兴大国”的崛起，更不会造成世界秩序的动荡、或者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新兴大国的崛起只会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延续。从根本上来说，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在现有世界秩序下的崛起，是现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新兴大国力量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将巩固和增强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东西方之间有可能第一次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秩序。 现有“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 “新兴大国”并不会造成国际政治的“集团化”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在和现有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而获得的实力发展。对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适应和运用，是新兴大国外交和国际经济交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际行为的变革。从这一点来说，新兴大国无一例外都是世界政治中的“现状国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大国之间业已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局面，更使得新兴大国力量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与现有国际秩序在利益和观念上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过程。新兴大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追求任何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对抗。 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兴大国”间的经济往来和政治联系，从总体上要远远弱于同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过去20年间新兴大国彼此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远逊色于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它们彼此从来没有形成、未来也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贸易集团或者投资集团。中印贸易额虽然增长迅速，但迄今也难以突破1000亿美元的门槛。中俄双边贸易额从1998年两国总理会晤就提出了达到500亿美元的水平。但至今中俄贸易额依然徘徊在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无法超越和替代它们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依存紧密度的事实，在未来20-30年间根本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增长势头最快的产品出口市场和能源、矿产品出口市场。但其市场依赖并非是新兴大国，而是传统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内在限制，从根本上约束了新兴大国内部合作构造，也使得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本质上并非是世界秩序的分裂因素、而是现有秩序的合作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