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瑜是一位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独立见解的作家，他把创作视野集中于革命历史人物传记、历史纪实题材领域，把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作为艺术探索的中心课题，提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东北抗联英雄三部曲（即《赵尚志传》、《李兆麟传》和《赵一曼传》）的创作规划。他呕心沥血，发愤创新，在1988～1989年期间连续地推出长篇历史传记小说《中国的夏伯阳》和《总司令的悲剧》，并在90年代初把这两部宏篇巨制的传记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其创作成果在国内迅速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表明他在新时期的艺术探索与审美抉择是成功的。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来评价王忠瑜对长篇革命历史传记小说的贡献呢？ 宏观着眼 微观落墨 王忠瑜对抗联英雄三部曲的总体构思，从《赵尚志传》的创作成果来看，其题材构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善于对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进行新的开掘与拓展，追求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把创作思路置于历史时代的全局与整体的宏观审视之中，把笔锋落到最富于特征性的人物性格、生活场景与艺术细节中去。对此，王忠瑜提出了“宏观着眼，微观落墨”的艺术构想。诚然，如果作家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历史演变的全局，从多重矛盾对立的整体运动出发，对革命历史题材进行新的思考，就很难有所突破。如果光凭抽象的理念与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出发，作家也难于精确地再现与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所应拥有的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自然也就不能有所创新。“宏观着眼，微观落墨”是王忠瑜新时期艺术探索所攀登的一个制高点。附带指出，这一提法来自中国画有关艺术构思的传统理论，谙悉中国传统诗画艺术的王忠瑜，信手拈来，用以表述自己新时期艺术追求的新思路，可谓恰到好处。 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虽然来自过去的历史现实，与正在发生与发展着的现实生活有明显的差别。但取材于过去革命时代生活的作品，只要投射以强烈鲜明的时代精神，渗透以当代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就能够对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读者产生振奋向上的感染力，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使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有识于此，王忠瑜面对自己选择的创作题材，具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以代时代立言的严肃态度与高度负责的坚韧精神，对半个世纪以前的东北抗联历史给予特殊的关注和迭出新奇的艺术处理。 《赵尚志传》作为长篇革命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对特定题材领域的开拓，具有撮万物于笔端的艺术气魄，善于把作家所把握的历史内容的全部生动性、丰富性与曲折性，转化为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并且在画面的序列中使错综复杂、纷至沓来的矛盾冲突繁而不乱，使意境开阔深远的战斗场景广而不散。作家以亢奋的创作激情、高速的创作进度，实现宏观审视，一气呵成，同时又以惊人的艺术耐力，对一幅幅互不重复的战斗生活画面从容不迫地挥毫落墨，一丝不苟。对生活场景与艺术细节的微观展示，王忠瑜特别精心地注意画面构成的对立元素或对应关系的艺术处理，例如史实与虚构，纪实与表现，写实与抒情，事件与人物，个性与群象，主线与散点等等，每一环节都能仔细揣摩，不枝不蔓，尽力突出主人公的悲剧性格这一核心涵蕴。其中作为宏观把握与微观展示的重点，关键在于处理好纪实与表现、史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这是抗联英雄三部曲总体构思（宏观着眼）与艺术操作（微观落墨）这一创作观念的精髓所在。王忠瑜通过反复摸索，艰苦创新，试图以此还原历史，超越历史，实现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观照。《赵尚志传》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作家善于正确运用宏观着眼与微观落墨的艺术辩证法，宏观着眼，能以微观落墨为基础，其恢宏宽阔的总体布局，纵横捭阖的艺术框架，都能以巨量的艺术细节与生活场面来显现。王忠瑜从自己的艺术经验和生活积累出发，对人物性格历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艺术展示，感情浓郁，意象流溢，笔酣墨饱，使作品具有丰富的生活容量和深邃的审美涵蕴，从而保证了历史人物传记题材艺术把握的广度和深度。 还原历史 超越历史 《赵尚志传》所提供的创作经验，从根本上说，可以概括为：“还原历史，超越历史”。所谓“还原历史”，就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的审美本质来说，就是要求作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上尊重历史事实，以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为基础，以历史人物对革命斗争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给予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和评价。所谓“超越历史”，就作家对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的创作立意来说，作家必须善于站在当今时代的历史制高点上观照历史，善于拨开具体历史限制所引发出的各种人为的历史迷雾，摒弃用昨天的眼光看昨天，而坚持以今天的眼光烛照过去。王忠瑜正确地解决了“还原历史”与“超越历史”的辩证关系，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既做到了忠于历史真实，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表明王忠瑜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处理，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确实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新开拓和前所未有的新探索。为了忠于历史，王忠瑜奔走于哈尔滨、尚志、宾县、辽阳、沈阳和北京等地，向健在的抗联老战士、老领导了解收集原始素材，查阅革命博物馆、烈士纪念馆征集起来的历史文物与历史文献，以及伪满洲国与日寇留下来的原始档案，甚至为了创作还亲自到抗联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凭吊，想象当年抗联战士爬冰卧雪，驰骋于莽原林海的情状。王忠瑜以当代意识与艺术观念为依托，借助于对历史事实的调查、审核，全身心地投入于描写对象所生活的时代，认识、熟悉、揣摩与体验抗联英雄的战斗生活，尽力做到作品的主要人物、主要文件，于史有证，真正吃透革命历史题材的时代环境与历史背景，准确地把握抗联英雄斗争历程的基本脉络，使艺术框架与客观历史发展的主导潮流相吻合。这是因为革命历史题材，总是不同于一般生活题材的创作，它应当紧密扣合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生活重大关节的历史史实。如果革命历史人物传记题材，不能显现出历史生活具体感性的真实画面，就难免会把当代人对历史生活的某些主观映象渗入历史生活内容的艺术概括中去，脱离了特定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从而与历史精神相悖，造成或大或小的失实。可见，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对于革命人物历史传记小说的创作来说，真实在题材构成中的地位就更为重要。 忠于历史真实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所应遵循的美学原则之一。超越历史，则是在不违反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的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作家的大胆想象与艺术虚构，尽力在这一题材领域的艺术空间自由驰骋，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原则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王忠瑜从错综复杂的抗联史实中寻找出主要的、应该加以突出强调和夸张的事物，用当代意识照出它们被历史所淹没了的光辉，并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还意识不到，无法摆脱与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用最鲜明的笔墨展示出来，从中引出历史教训，以启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