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苏童、朱苏进、叶兆言、储福金之后，韩东、鲁羊、朱文等青年小说家，在江苏崛起于九十年代的文坛。他们当然不仅仅属于江苏，他们的名字同全国各地与他们同时出现的年轻小说家们的名字一起，不断地出现于诸如“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六十代年出生的作家群”等旗帜或名号之下。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化写作倾向，使任何群体性的概念对之失去实质上的概括力而难脱削足适履、圆凿方枘的尴尬；作为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艺术应该说仍处于生长形成之中，他们在各自的路上肯定还有更为艰难的跋涉；但是，他们目前显示出的强劲势头，无疑给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他们已经呈现的色彩，在既有文学背景的底色上显得意味深长。 一、建构生命存在的形式 就小说写作而言，韩东、鲁羊、朱文等人似乎姗姗迟来且不合时宜，与他们文学上的前辈相比，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是在中国文学走完了当代最为光辉灿烂的地带时出现的。尽管有像“新状态文学”这样的方式为他们命名，与许多成就卓然而活力不减的作家们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位置，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创作，但毕竟没有了“先锋派小说”、“寻根派小说”、“新写实小说”那样的热闹场景为他们提供引人注目、迎来喝采的机会。中国文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经由社会政治层面的轰动效应到文学内部的热闹喧腾之后，到了九十年代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存在，它似乎只能在“触电”、包装、策划、烘炒之类弄起的烟尘里浮露纯粹、圣洁的微光，文坛上充斥着非文学的热情发出的单薄而空洞的声音，严肃而真诚的作家们在喧哗的荒凉中默默地前行或悄悄地退隐。在这样的情形下，韩东们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觉地担负了所谓文学使命，为了备受冷落的纯文学重新博取广泛的青睐，尽管文学史终究会给他们以这样那样或高或低的位置；他们也不是为了某种具体可见的现实功利而来，尽管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以写作为生，为了生存他们的写作得走向市场。在他们看来，小说写作是“作为特殊的精神冲突和难题”的缓释和稀释（韩东《小说的理解》，《作家》92年第8期）， 甚至有时是用来“克服自己难以克服的某种情绪，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朱文《片断》，《作家》95年第1期）， 而小说的价值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有一种飞翔的愿望”（鲁羊《天机不可泄露》，《钟山》93年第4期）。 这就意味着他们以小说的方式在对切肤之痛的抚摸与玩味中，缓释无形的迫压，确证个体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他们在覆没一切的物化表象下对生命的精神维度的关注与呵护；意味着他们将小说写作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的自由选择。 这种自由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小说写作极其个人化言说方式，当然它决非一无限制、凭空产生，当代中国文化的、文学的背景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身后消逝，而是以恒久的存在将他们衬托出来。对他们来说，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和中国的各种现代或传统的小说方式似乎已经开掘殆尽、演练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精神所赖以支撑和从中汲取滋养的文化思潮和思想观念也成为明日黄花，而当下某些时髦的西方理论和新派的复古论调，对作家们而言失去了根本上的感召力，于是一个莫大的假象出现：小说方式上的穷尽与文学精神的耗竭似乎是对等的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小说的新的可能性何在？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曾经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在这样的问题面前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沮丧，他们任由着写作的惯性将创作渐渐推向创造力的零点，曾经敏感的神经迟钝起来，想象的翅膀无力地垂落，他们由于那种假象而感到小说的根基的动摇，并遗忘了自身的存在。这种情形表明，十几年来的小说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与小说家自身生命的存在性显现是否密切相关，从来就是一个具有根本性质的疑问。当这样的疑问降临到韩东他们身上时，正是由于他们对小说家的存在性的警醒和自觉，使他们从所谓“影响的焦虑”中摆脱而得以探求小说的新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疑问得以化解的可能。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新的不如说更个人化的理解”（韩东《小说的理解》，《作家》92年第8 期），所谓“个人化”在本质上指向了小说家生命的存在和自我的突现。因此，尽管我们在鲁羊自《银色老虎》到《九三年的后半夜》的一系列小说中看到了形式策略的极端尝试，却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归结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先锋小说”的回归或延续；同样，韩东小说的写实外观和朱文小说的情绪膨胀，我们都可以在或远或近的文学背景上看到它们对应的存在，却无法把它们与这些对应存在进行认同；那种目的论或循环论的文学史观面对他们的创作将毫无建树，带着固定的价值尺度和先验的观念模式也将无法进入他们所提供的文本。在他们这里，小说的方式体现为小说家自身与其生存的世界相沟通和贯接的方式，是小说家生命存在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小说写作作为生命个体存在方式的选择与小说写作对生命存在的建构的意向在此取得了契合。就此而言，鲁羊的《九三年的后半夜》可谓小说本体论意义的生动象征，在“后半夜”这个时间的临界点上，在“大草垛”顶端这个悬浮的空间，在知识的盲点和逻辑的终结处，在纷纭的历史记忆与繁复的当代生活表象的错综和纠缠中，巨大的现实被爆破，小说家清醒如狂、大智若愚的声音传来，呼唤着我们对生命存在的倾听。
